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彝区各族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使彝族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外开放，国家扶持和加大发展力度，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再次得到快速发展，广大彝族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1951年1月10日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政权——西昌县红毛姑彝族自治区（区级）。1951年4月、5月，分别建立了昭觉县彝族自治区和峨山县彝族自治区两个县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随着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民族政策的落实，在20世纪50年代，相继建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三个更大范围的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地区级）。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还相继在云南的江城、宁蒗、巍山、路南、南涧、寻甸、元江、新平、禄劝、漾濞、普洱、景东、景谷，贵州的威宁，广西的隆林，以及四川的峨边、马边等县建立了单一的彝族或彝族与其它少数民族联合的自治县。1979年1月，又将彝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昌地区合并到凉山彝族自治州中。

彝区的各自治机关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依照法律的规定，制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制定了“民主改革实施办法”；规定以当地通用的彝、汉两族文字作为自治机关行使职权的工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照顾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规定留下麻园地、姑娘羊、寿材树；对于彝族人民节日用粮、民族服装用布等问题也都有适当的照顾与规定。

1956年，党和政府根据广大彝族奴隶群众和贫苦劳动人民的意愿，经过同拥护共产党的民族上层人士充分酝酿和协商，确定在四川彝族地区和云南宁蒗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1958年春，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胜利结束了民主改革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彻底摧毁了奴隶制度，废除了奴隶主的一切特权，没收、征收了奴隶主的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和粮食，分给广大奴隶群众和贫苦劳动人民。广大奴隶群众和劳动人民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由人，获得了政治上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大多数上层人士和奴隶主在改革中受到教育和改造，党和政府对他们作了适当照顾和安排，给以生活出路和为人民效力的机会。民主改革运动，使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该地区迅速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在民主改革以后不久就基本实现了高级合作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促进了彝区的发展，彝族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许多彝族地区农业单一，生产简单粗放，“开了一片坡，只收一箩筐”，无力兴修水利，“水来无处跑，水去无处找”。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改革耕作方式，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和农业机械事业，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等，使彝族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彝族地区粮食总产量低，发展速度缓慢。改革开放后，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立足当地农业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麻类、烤烟、棉花、花生、特色水果等经济作物，取得很大成绩。农业经济突破了单一的以种养业为主的产品经济的传统格局，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复合型结构，并开始进入商品经济的发展轨道。一是粮食作物比重逐年调减，经济作物比重逐年上升；二是农产品单产产量提高，品质改善。三是农业生产逐步向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迈进。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彝族地区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

彝族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前，楚雄只有一些用土法煮盐的盐井，修车场、酒精厂，一平浪盐厂，牟定的土炉炼铁，武定小井芒硝厂等，1947年工业产值仅700多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红河除个旧锡矿外，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工作坊，从事农具生产、食品加工等。凉山仅有极少数从汉族地区抓来的铁匠、石匠和木匠从事手工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帮助彝族地区发展工业，从建小型工业企业开始，兴建了众多的发电厂、农机厂、榨油厂等。经过50多年的发展，彝区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臻完善，初具规模。楚雄、红河、凉山三个自治州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体系。楚雄州重工业以原煤、生铁、化工、电力为主，轻工业则有卷烟、食糖和丝绸等，工业在全州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至2004年底，全州共有工业企业595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101户。全州工业产值上亿元的有5个行业，它们分别是：烟草产业、冶金矿产业、天然药业、电力和绿色食品产业。红河州的工业以有色金属的开采、洗选、冶炼为主，带动了机械、轻工、化工、电力、燃料、建材等工业的全面发展。凉山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资源经济带动产业经济的发展，着力构建三大工业产业集群，建立优势产业工业园区，工业体系建设加快，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综合实力明显增强。2005年工业实现总产值82.72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63.5亿元（含烟厂数）。支柱产业带动作用明显，两色金属矿采选和冶炼压延加工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烟草制品业共实现增加值53.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116.5亿元。

彝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境内山高箐深，地形起伏大，新中国成立前，彝族地区交通发展困难重重，交通非常落后。楚雄有三条公路，通车里程共351公里，滇缅铁路通过楚雄地段从禄丰阿车辅到南华苴力武，全长240公里。红河以北的各地区主要靠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但运输量很小。红河以南各地没有公路和铁路，物质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凉山也同样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为了帮助民族地区发展，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县乡公路，然后相继实施了“贫困县出口公路建设”、“西部通县油路工程”、“县际和农村公路建设”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彝族地区落后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凉山境内现有公路14698公里，其中国道312公里，省道1875公里，州到县的公路均分布在国、省干线公路上。主要有108国道、西巧路、乌金路、乾冕路、泸盐路等。此外，成昆铁路通过境内7个县市，目前已实现电气化。在西昌建有一座机场，现已开通成都至西昌，北京至西昌等航线。楚雄随着安楚路、南永路施工进程的推进，以及108国道开工建设，楚雄“黄金大三角”公路网即将形成，2004年底，有公路总里程14081千米，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州乡镇总数的100%，有1125个村委会已通公路，占99.1%；境内有铁路359千米，纵横八县（市）。红河全州拥有公路里程17363.578公里，目前，紧紧围绕建设大通道、经济干线及农村公路三个重点，构建红河州公路运输网络。在滇越铁路带动下，加快了红河城镇化进程，加速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彝族地区交通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族地区没有学校，彝族文字只掌握在少数“毕摩”和“苏尼”手中，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红河和楚雄地区的教育也极为落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彝族地区的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巨大进步。教育上初步形成了基础教育、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相结合的民族教育体系。楚雄州1978年与1950年相比，小学校增长了4倍，中学增长10倍，中专增长7倍。改革开放后，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等措施，教育得到蓬勃发展。2004年“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州10县（市）已完成。教育基础得到夯实。普通小学1482所，普通中学170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28所；普通高等学校（楚雄师范学院）1所。教师队伍结构改善，教师素质不断提高。全州有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26821人，普通高中、初中、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80.52%、95.49%和95.11%。职业教育持续发展，高等教育稳步推进。楚雄卫校、楚雄民族中专、楚雄农校三所国家级重点中专顺利通过省教育厅专家组考评验收。高等教育办学结构得到改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楚雄师范学院2004年招生1634人，在校生4879人。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三州都有设备完善的州级医院及县级医院，区、乡有卫生所。通过加强疾病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乡镇卫生院等项目建设。过去在彝区流行的天花、伤寒、麻风、霍乱等疾病得到控制。彝族传统的民间医药与经验，受到国家的重视，在不断收集、整理、总结与提高的基础上，已制造出一些知名品牌，如治疗外伤用的“云南白药”以其独特的疗效享誉国内外，并以此为依托，不断开发新产品，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链。

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三州均设有文化局、文化站、文联等机构，彝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得以挖掘、整理和出版，呈现出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如反映彝族历史、哲学的《西南夷志》和《勒布特依》、《玛木特依》等；反映彝族生活、爱情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阿细人的歌》、《梅葛》、《甘嫫阿妞》等。这些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还涌现出许多彝族作家、诗人，他们以文学创作的形式，通过小说和诗歌来反映家乡的新面貌，讴歌彝族人民的新生活。

经过50余年的发展，彝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