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

肃慎人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肃慎人以狩猎游牧为主业，擅骑射，性勇猛。早在舜、禹时代，肃慎人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初）肃慎部曾向周朝进献“楛矢石砮”。《左传》记载：“肃慎、燕、亳”为周代的“北土”。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有时仍沿用旧称。挹娄人也用“楛矢石砮”狩猎，种五谷并长于养猪，能织麻布，会造小船。三国以后，挹娄人屡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直接臣属于中原王朝。“挹娄貂”在三国时是当时社会上的珍品。

南北朝、隋、唐时期，肃慎、挹娄的后裔，相继以勿吉、靺鞨的名称出现，人口发展多达数十个部落。靺鞨后来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等七部。

唐代，大祚荣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地方政权“振国”。唐开元元年（713年），大祚荣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便以渤海为号。渤海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汉字。国王的更替，皆受唐王朝的册封。唐玄宗时，渤海与唐保持了密切关系，入唐的贡使几乎每年都有，多次派遣学生到唐都长安的太学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先进的科技、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渤海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冶铁和织绸更为有名。

渤海建国前后，黑水靺鞨经常向唐朝进贡。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黑水军，随后设黑水府，分别授黑水靺鞨各部首领都督、刺史等官，并置长史监之，赐姓李氏。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成为唐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置的直属地方机构。当渤海强盛时，部分黑水靺鞨人为其部属。辽亡渤海后，南迁渤海部民，而黑水靺鞨随之向南迁徙渤海故地，逐渐取代渤海而兴。五代时黑水靺鞨称为“女真”，辽时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称女直。此后，女真这一称呼代替了靺鞨，一直沿用到明代末年。

辽代女真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居住在辽东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熟女真或系辽籍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被称为生女真，或不系辽籍女真；居住在两者之间的被称为回霸（一作回纥）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颜部，由于铁的传入和使用，生产发展较快。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辽并建立金朝。金朝建立以后，与北宋联合灭辽，不久又南进，取代北宋王朝，形成与南宋并立的局面。

金朝占领中原地区以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京，实行“南迁北徙”的政策，女真人最初迁徒到燕山一带．以后定居在华北地区，而汉人逐渐向北迁移。定居在中原的女真人，在汉族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逐渐与汉族融合。蒙古灭金以后．他们被列在“汉人”等级中，说明与汉族已无明显的差别。留用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相对来说仍然比较落后。

元代女真人，一部分居住在辽阳等路的辖区内，与汉族杂居共处，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散处在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即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分布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的广大地区。元“设官牧民”，在这一带地区先后设立五个万户府和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立两个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立万户府，通过当地民族上层“因俗而治”。

明代女真人按其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程度，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明称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分布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转弯处。东海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女真以东和以北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在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情况下，女真人从狩猎和游牧走向了定居，其经济也从过去的狩猎经济，转为主要从事农业，辅之以狩猎和采集。从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上看，已经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说：“满洲有稼穑，有城堡世居之民”，“数十巨族，则各踞城寨，小族亦自主屯堡，互相雄长，各臣其民，均有城廓。土著习射猎，知稼穑”。明王朝在广大的女真地区设立了380多个羁縻卫、所，又在黑龙江与恒滚河汇合口对岸的特林地方，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封女真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敕书、印信、衣冠和钞币，并规定了朝贡与马市的时间与待遇，加强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直接统治。明初以降，以奴儿干都司为中心，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六条交通干线，设驿站40多座，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进一步促进了女真与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中叶以后，女真各部互争雄长，经常征战，形成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女真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具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十五六岁时在阿台家被俘，辽东总兵李成梁见其伶俐，置于部下，在军中屡立战功。十九岁时乘机从李成梁处“飏去”。后来入山采集山货，往来于抚顺马市等处，熟悉汉人地区的情况，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他起兵后，先后被明朝封为指挥使、都指挥使、都督签事和龙虎将军等。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努尔哈赤先后用11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并挫败叶赫等9部联军三万人的进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兼并了海西女真中的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与此同时，在对东海诸部的用兵中，也不断地取得胜利。在30多年时间中，努尔哈赤将东至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流域、南至鸭绿江广大地区分散的女真各部全部统一起来。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加强了与汉区的联系，促进了女真社会的经济发展，出现“满洲民殷国富”的局面。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改革，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二道河畔建立费阿拉城，六月“定国政”，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对后金及清王朝的历史，以及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大金国，自称“英明汗”，史称后金。后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明朝的战争中，先后将都城迁至辽阳东京城和沈阳。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改元“天聪”。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在这一时期陆续组建完成。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建元崇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巩固和发展后金政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统一全国，从此开始了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

清初，在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满族在关外既有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加速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这个转变过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满、汉统治阶级逐步结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经济也渐次恢复并走向繁荣。康乾盛世，国内安定，疆域空前辽阔，封建经济发展，人口激增，民族关系融洽。

康熙初，占据南方数省的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渐成割据之势，对国家的统一造成极大的威胁。康熙帝果断决定撤藩，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平定三藩的战争。京旗满族、各地驻防八旗、乃至东北三省的八旗人丁，多有调往前线参战的，为平叛和巩固国家的统一立下功绩。17世纪，沙俄在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勾结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汗，不断进攻和骚扰蒙古地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一度逼进内蒙古乌兰布通地区，距北京仅七百里，京师震动。裕亲王福全率八旗军，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展开大规模激战，击败噶尔丹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率大军，在昭莫多地区与噶尔丹叛军决战，基本歼灭了叛军主力，取得了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经雍正至乾隆70年的斗争，摧毁了准噶尔贵族集团分裂势力。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中，八旗官兵大量开赴战场，英勇奋战，维护了祖国统一。

在保卫祖国边疆，制止外国侵略方面，满族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7世纪中叶以后，沙俄不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派遣满族都统彭春率领八旗兵和水师，驱逐沙俄侵略者，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保护了当地人民。1689年，中俄两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国界，此后两国边界地区保持了一百多年的正常关系。乾隆后期，英国殖民者支持下的廓尔喀统治者，武装进攻西藏地区，乾隆五十六年（1795年），清派遣满族大学士福康安等率大军入藏，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击败了廓尔喀，保障了西藏边境的安全，粉碎了英国殖民者的阴谋活动。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又指使张格尔多次进扰新疆边境地区，道光帝遣满族大学士长龄率新疆满、汉兵迎击，并调东北及各地驻防旗人驰援，活捉张格尔，再一次粉碎了英国殖民者侵夺中国领土的企图。

康乾时期，中国版图东起库页岛，南及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多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族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独立维护民族尊严，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抗争，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

1842年5月，英国侵略者全力进攻两浙海防重镇乍浦，这里也是清代八旗驻防地之一。驻守在乍浦城郊天尊庙的旗兵，在佐领隆福的率领下，连续击退英军的五次进攻，杀伤大量敌军，击毙英军十八团汤林逊中校。276名满族官兵，几乎全部牺牲，甚至外国记载也认为乍浦满兵是顽强的战士。7月，英军进攻镇江，驻守当地的旗兵1000余人，在副都统海龄的率领下，殊死奋战，城陷后又坚持巷战，终因力量悬殊，全部壮烈殉国。恩格斯在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精神时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殖民者强占我国东北边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地满、汉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反对沙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侵占我国辽东大片领土，激起当地汉、满、朝等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组织团练抗击日军，满族魁福、锡寿等都是著名的团练首领。在保卫辽阳的战斗中，满、汉人民英勇抵抗，一月之内4次挫败日军进犯。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京、东北三省、河北和山东各地满族人民，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东北崇信义和团的满族副都统晋昌，率领八旗士兵（育字军）数百名，一举攻下法国教堂，枪杀中国百姓的法国人纪隆也被义和团处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族拥护革命者不在少数。广州、成都等地的驻防八旗，与革命党人达成和平协议；杭州、荆州等地的驻防旗人，曾与革命军有过短暂交火，但很快就转为和平解决；在东北各地，满族鲍化南、何秀斋等领导了凤城等地的武装起义；满族知识分子宝昆、田亚斌与同盟会员张榕（汉军旗人），在奉天组织了“联合急进会”，提出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的主张。满族人民广泛地参与辛亥革命，表明了满族人民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与全国各族人民在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

辛亥革命，清廷覆亡，旗营解散，粮饷停发，八旗制度彻底垮台，对满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八旗制度枷锁的打破，使满族从被少数贵族奴役、驱使和战争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但在军阀统治时期严重民族歧视的背景下，他们从赖饷而食转向自谋生计，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从军阀统治到国民党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更加剧了满族的困苦。

生活在农村中的满族，以东北地区广大农村较为集中，他们与汉族人民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反动军队的重重压迫，生活状态痛苦不堪。清末以来东北农村中的旗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满族人民流离失所。根据东北三省一些满族聚居地的调查，占人口总数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70%以上的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满人，土地较好的要与地主对半分粮，土地瘠薄的则与地主四六或三七分粮。交租之外，还要为地主干各种杂活。贫苦的满族人民如遇天灾人祸，不得不向地主、高利贷者借钱，受到残酷的高利贷盘剥，一般年息三至八分不等。雇工所受的剥削更重，劳动时间长，早晨起五更，晚上点灯完，工钱却很少。据凤城县的实地调查，长工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超过100元（旧币）。打短工、零工的收入更少，每天只能收入五六角。即使如此，到了农闲季节短工零工也难找到雇主，受到失业的威胁。此外还有苛捐杂税，辛亥革命以后，农村在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下，税种多如牛毛，门户费、协和费、建校费、杂费、综合费等，这些极其沉重的苛捐杂税又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交完，否则就要被罚、被打，甚至被抓进牢狱。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搞“开拓团”经营农业，霸占了农村大片土地，满人生活更加悲惨。在日本人实行的“粮谷出荷制度”下，秋收后，农民的所有收成均须上缴，然后靠“配给制”发给粮食来生活，在地主、村长、屯长和配给店老板的层层克扣下，粮食到农民手中所剩无几。还要为日伪服兵役，做劳工。牛马不如的劳工生活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修筑秘密军事工程的劳工，完工后即被集体屠杀。

生活在城市中的满族，在东北主要集中在东北各大城市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开办的工矿企业中，满、汉各族工人遭受残酷剥削，工资极低，随时受到监工的任意凌辱。而且，工矿中各种事故频发，生命也缺乏保障。

内地各省的满族，主要是京旗满族和各地驻防八旗的后裔，集中在驻防地及其周围的大小城市中。在京畿地区，清室贵族、高官后裔中，极少数利用祖产开办了一些商铺，多数人靠出卖房产、珠宝、字画为生，坐吃山空。1931年9月，北平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过去的皇亲国戚也有在街头打小鼓、卖破烂为生的。下层满族人生活更为悲惨，多数当工人、打零工、车夫、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公教人员，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此后，民族歧视严重的情况下，满族人被迫改为汉族，否则不是找不到糊口之处，便是丢掉已有的工作、职务。他们被迫隐匿民族成分，流徙四方。广州满族，做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占有劳动能力人口的60%以上，成都、荆州等地，做零工、拉人力车等也成为满族人的主要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经常失业，生活困苦不堪。各地满族中知识分子不少，一般是公教人员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在民族歧视的环境中，他们工作极不稳定，工资微薄，加上物价飞涨，生活也十分困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满族人民踊跃参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纷纷参加义勇军、抗日会及红色游击队等组织，采取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红色游击队在战斗中日益壮大，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于1935年成立抗日联军，转战东北各地，大批满族人民参加抗日联军，师长以上的满族将领就有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领导下，成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满族人民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坚持抗日战争。满族关向应曾任八路军120师政委，参预开发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后又随贺龙挺进冀中，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杰出指挥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公元12世纪，金朝女真人中，出现了一种社会组织，称为“猛安谋克”。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个谋克，其首领称为“勃极烈”。金朝建立前，定制为每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谋克不仅是军事组织，也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所有组织成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并占有一定的土地。金朝最高统治者通过宗室、将领控制着猛安谋克组织。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在位期间（1135-1137年）发展为军事、生产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按金朝官制：猛安为从四品，掌管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并同诸防御州的防御使一样，负有“防捍不虞，御制盗赋”的任务。谋克为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并负有除不管理常平仓之外县令所有的职权。谋克之下分设村寨，50户以上设寨使1人，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猛安谋克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置鞍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产。猛安谋克制度，作为女真族创建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对外战争与对内统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进了当时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在灭辽攻宋战争中，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在猛安谋克组织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同时，对于大量新征服地方采用猛安谋克编制，减弱了当地人的反抗。此后，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往往将所受田土租与汉族佃农耕作，收取地租。猛安谋克不事生产又疏于训练，战斗力逐渐衰弱。它与后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颇有类似之处。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对狩猎组织牛录，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牛录原为女真人氏族制时期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或出猎时，各依所属族、寨行进，每十人为一个行进单位，设“牛录额真”为首领（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组织，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由牛录额真（佐领）管理其内部一切事务。每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参领），每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即旗主（后称都统）。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有清一代，牛录及人数时有变化，但旗制始终未变。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的蒙古降众和编在八旗满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至此，八旗组织的三个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八旗之下。

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于有效地组织民众进行战争，对清统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入关时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将京城的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的驻地；留在关外东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以后陆续派往内地各省的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

清代满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满族兵丁参加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战事，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先世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清代满族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过去关外时期的旗地制，转变为入关后的旗饷制。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原则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预备兵，入关前是三丁抽一为兵，随着人口的繁衍，康熙时五丁抽一，以后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战争紧张时可能会全体披甲上阵，甚至妇女也要承担农耕、战争的后勤保障等事务。而其基本生活来源，是靠八旗分给一定数量的旗地。旗地的产出，不仅要负担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还要承担旗兵出征所须的行装甲械。入关后，八旗兵丁按“计口授田”的旧制，也在京畿地区得到一份田地，但战事频发，兵丁们根本无暇耕种，也不愿耕种，同时地少人多的汉族地区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于是从入关时，清王朝开始给八旗兵丁发放饷银和月米，兵饷成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兵丁的饷米，表面上看是丰厚的，但在承担战时武器与马匹等开支及家属的生活后，就不宽裕了。整个清代，八旗兵额一直没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长，大量的旗内成丁不能及时挑补当兵，导致一份兵丁的银米要养活一大家人口的情况。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旗内人口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以谋生计。而且，旗人也不能随意离开所驻地方，规定京旗人口不能离开驻地四十里，各地驻防旗人不能离开驻地20里。这就是清代社会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的由来。下层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趋贫困化，清廷虽然采取多项措施，力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旗制作为不变的根本国策，旗兵的贫困就无法改变。从阶级的角度说，下层旗兵与各族劳动人民一样，也是被统治阶级。

在军事政治上，八旗军队是清政权存在的基石。从民政方面看，八旗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在清初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八旗制度将八旗人口与汉族分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清中叶以后，旗与民的分隔，也是防止八旗人口消融于汉族汪洋大海中的手段之一。但是，一个民族，全民皆兵，或预备兵，或兵员家属，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对于满族为主体的旗下人口来说，也是严重的束缚，最终成为民族发展的枷锁。清中叶以后，“八旗生计”成为清代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太平天国后，清廷财政危机严重，八旗粮饷不能足额发放，八旗人口生活更加困难。此种情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人口增加而兵额不增加，物价增长而粮饷反减少。辛亥革命期间，成都驻防旗向新成立的军政府报告旗人情况说：“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停饷已久，债台高筑，“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说，八旗制度已成为满族发展的严重桎梏。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