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这个匈奴人,如何改变了古代中国人的“夷夏观”?

日期:2023-09-24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字号:[ ]

中华”的意义不在于族群血统,而在于文化。

五胡十六国时期,出现了古代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前赵。它的前身,是匈奴人刘渊在公元304年创立的“汉国”。

身为匈奴后裔的刘渊为何以汉号立国?他做了什么,让古代中国人的“夷夏观”发生了改变?

刘渊(252310年),字元海,新兴郡(今山西忻州北)南匈奴别部屠各人。南匈奴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内附,到曹魏时期,其部落迁居在并州左国城(今山西吕梁离石区)一带,与汉人杂处,形同编户。刘渊生长并求学于并州,自幼就拜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等儒家经典,深谙《春秋左氏传》《孙子兵法》,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

刘渊年轻时曾对同门评价历史人物,说汉高祖刘邦的文臣随何、陆贾有文无武而未能建立封侯的功业,周勃、灌婴则有武无文而不能兴文教之美,痛惜这四者或文或武,偏于一方。于是,刘渊发愤练就文武全才。

曹魏时,刘渊曾入质于洛阳宫廷(咸熙年间),期间他深入学习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与礼仪文化,与王浑、王济等士人交好。他还多次参加西晋的元会大典,见证了西晋四方来朝的赫赫威仪。

西晋后期,在宗室内斗引起的“八王之乱”冲击下,中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民生凋敝。304年,胸怀大志的刘渊自邺城(当时刘渊依附于邺城的司马颖)返回左国城起兵,即汉王位,建立“汉国”,数万晋人前来依附。

▲刘渊起兵。(图片来源:《三才图会》 明代本)

当时刘渊的族人刘宣建议,趁司马氏骨肉相残、天厌晋德,联合鲜卑、乌桓,振兴匈奴邦族,恢复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伟业,建立匈奴草原政权。

但这个提议被刘渊拒绝了。他认为应当效仿汉高祖刘邦完成统一天下的伟业,至少也要像曹操那样统一北方,而呼韩邪建立的功业根本无法与前两者相比。

因此,熟悉正统理论与德运行次学说的刘渊以“汉”为国号,追溯汉匈和亲故事,以汉家之甥、兄亡弟绍的名义,承继蜀汉政权的正统。他不但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而且大量起用汉人名士担任要职,如任用崔游为御史大夫,任命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等。

308年,刘渊在蒲子(今山西省隰县)正式称帝,后迁都陶唐氏(尧)旧都平阳(即今山西省临汾市),继承汉魏时代以来的中原官制,设置三公六卿,加强中央集权。

319年,刘曜改国号为赵。史称刘渊创建的这个政权为前赵,亦称汉赵。明代史家张大龄评论:

“自古夷狄为中国患者有矣,未闻入而帝中国也者,有之,自刘渊始”,且称赞他“用贤纳谏,恭俭勤劳,卓有中国君人之度”。

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并非一族性政权,而是一个胡汉联合政权。

前赵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胡汉分治制度,以中原官职管理汉人,以匈奴官职管理胡人部落。《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前赵政权“置左右司隶各领户(汉人)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同时,在官职上,前赵既有公卿、三省及郡县等魏晋官僚体系,又设立“单于台”,“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

然而,前人研究指出,十六国政权的一个共同现象是,拥有大单于称号的胡人统治者一旦称“皇帝”之后,都会将“大单于”的称号转让给其子弟。例如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后即把大单于让给儿子刘聪;刘聪继位之后,先将大单于让给皇太弟刘乂,后来又让给皇太子刘桀;325年,末代皇帝刘曜也设置单于台,其子刘胤为大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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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统治者族属表。(图片来源:《中外历史纲要》)

这表明,五胡所立政权中的“大单于”,已由传统的胡人统治者转变成新生的中华王朝皇帝的臣下,融入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华传统王朝体制。以大单于为首的胡人管理体制,更多是为适应胡汉不同经济、地域社会形态的因俗而治,仅仅起到一种辅助皇帝的作用。

当刘渊的族子刘曜继承皇位时,西晋灭亡,晋朝宗室司马睿南渡,在建业(今南京)建立东晋。此时的中国北方,原属刘渊部下的羯人石勒在襄国城(今河北省邢台市)割据自立,与刘曜对峙。为确立正统性,刘曜即皇帝位后迁都长安,立子熙为皇太子,修缮宗庙、社稷,行南北郊于长安。

刘曜在一份诏令中宣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太保呼延晏则建议,“陛下勋功茂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宜革称大赵,遵以水行”,改国号为“赵”,以“水”德承续晋之“金”德。此举是对秦汉以来五德历运、天文地理知识与战国历史记忆的继承。因为刘曜曾受封中山王,而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在战国时期属于赵地。

此外,鉴于西晋灭亡、对手变成石勒,刘曜承认西晋在五德历运中为“金”德,并说自己的政权承续晋之“金”德为“水”德,也有以此否定石勒统治中原合法性的目的。

后来,石勒同样定国号为“赵”、承继晋之“金”德为“水”德,史称“后赵”(或“石赵”)。而鲜卑人慕容暐的前燕政权,则承石赵为“木”德。氐人苻氏的前秦本为石赵部属,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自居“木”德。由此,石赵成为最早由后继政权承认、获得正统地位的五胡所立政权。此举对于突破传统狭隘的华夷观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样,前燕和前秦也都开创了尊胡人所立政权为华夏正统的新传统,尊重了法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辨”。

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界限,打破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格局。

以刘渊前赵为代表的五胡所立政权,均以中华正统自居,采纳中原式官僚体制,加强中央集权,大考百僚,使秦汉以来的官僚政治复兴。他们崇儒重法,重视教育。例如,刘渊把其子刘聪培养为精通儒学的儒生。据《晋书·刘聪载记》,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以前赵为代表的五胡所立政权的华夏化,最终改变了魏晋时人“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传统认知。胡人君主主动自认炎黄后裔,确立夷夏同源、华夷共祖的历史叙事。崔鸿《十六国春秋》载,刘渊“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这是匈奴人对华夏祖先的自觉认同而非所谓的“攀附”。

▲最早出现“大一统”字样的文献《春秋公羊传》的注释本《春秋公羊传注疏》。

五胡十六国时的族群大融合说明,无论华夷,只要接纳华夏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实行仁德,追求大一统,就能够代表中华正统。“中华”的意义不在于族群血统,而在于文化。

五胡以改革创新精神,造就中华民族制度大创新、族群迁徙融合、思想文艺大交融,使中华文明在中古之世经历裂变、重组与再造,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简介:王凯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

(头图为出土的北魏泥塑。图片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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