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2002年至2016年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

他是荧屏上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他是中国考古的“百事通”，也是热忱的科普者；他走遍众多考古遗址，亲手挖掘中华文明的证据，也在书斋中著书立说，让“冷僻孤高”的考古与众生对话。

考古推手

教育部请王巍参与审定初中历史课本。他翻开初一教材，开篇是中国史前史，考古成果包括山顶洞人头盖骨、半坡和河姆渡遗址等，1975年以后的考古进展都没写进去。孩子们学的史前史，一直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限定”。

王巍着手修改课本，将万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水稻栽培、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五千年前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巨型城和水利工程等加了进去。这些都是最近几十年改写历史的重要发现。

2019年后，考古成为热门话题，全民关注度陡增。2020年启动的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最为典型，六个器物坑出土了上千件奇特的青铜器。中央电视台将直播间搬进考古现场，王巍作为专家为公众现场解读。

2022年，王巍（右）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查看新出土的文物。受访者供图

2022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周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王巍作报告，讲解工程的来龙去脉和成果。工程汇集20个不同学科，将自然科学与考古结合，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是中国考古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研究项目。向民众普及这一学术味浓厚的项目，也是他的重要工作。

这几年，荧屏上出现了以考古和文物为主题的综艺节目、纪录片和公开课，王巍成为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他也堪当此任，当了十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编《中国考古学百年史》等丛书，可谓中国考古“百事通”。

从田野、书斋走上屏幕，王巍的“转变”也反映着中国考古的变化。2022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第101年，进入第二个100年，中国考古不再只是埋头发掘和整理，而是走向阐释，见众生。

2022年下半年，王巍考察了安徽省马鞍山市凌家滩遗址，让他惊喜连连。继早年发现墓葬后，凌家滩又找到了高等级公共建筑的踪迹。一个祭祀坑出土了60多件象征军事权力的石钺，其中一件是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这些发现可能会增加中国文明史的长度。

游客参观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墓葬祭祀区。张强 摄

离凌家滩不远的浙江良渚遗址，是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最有力的证据，内有城墙、墓葬、宫殿、祭坛等。但五脏俱全的良渚文明像一个青年，它的童年时代在哪里？王巍一直想找到这个地方。凌家滩出土了与良渚相似的玉器，被推测是良渚的前身，现在证据链越发完整了。“良渚遗址实证了五千年文明，凌家滩高等级建筑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到5350年。所以，凌家滩遗址可能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证据。”王巍说：“这一个‘多’字很了不得。”

出土于凌家滩的八角星纹玉板。史春阳 摄

主战场与文明源

王巍入行40年，历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发展的全过程。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分为两段，前20年是东亚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后20年主要是田野考古。

王巍出生于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生。他初二时插队，后回城当工人，当过厂工会宣传委员、工会副主任、区工会副主席、公社副书记。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在长春的公社当副书记。有一天，他看了一个电视专题片，觉得挺有意思，讲的是十年来中国考古成就，包括秦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殷墟妇好墓壮观的出土场景。

填报志愿时，他想报理科，但中学时课缺得多，基础不好。厂里老领导无意说了一句：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他想起那部专题片，报了考古专业。

23岁时，王巍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考古学家张忠培坐镇吉大考古，师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造诣颇深，后来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

张忠培看重田野考古的当家本领，让学生在河北张家口蔚县实习，并承担调查全县遗址的任务。王巍跟同学两人一组，趴在沟坎、断崖前看横断面，分析地层，找史前遗物，找到了张家口地区第一个夏代遗存。

毕业后，王巍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在北京房山主持了五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掘。他因成功发掘马车而小有名气。墓葬中的木制马车早已朽烂，且随葬时已拆卸，没有完整样子，只有木头腐烂处的泥土颜色、软度有细微差别，王巍却借此发现了21个车马坑。“没什么诀窍，就是土中找土，细致再细致。”王巍说。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郭俊锋 摄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赴日本奈良留学三年。他参与的三个考古项目，虽然出土文物很少，但日本同行工作细致，对每块陶片记录经纬度，使用先进的全站仪，数据输入电脑。此外，有两点让他印象深刻，一是大专家给普通读者写小书，亲自做科普；二是国际视野，一有新发现立刻跟中国、韩国等地的发现对比。

在九州大学拿到首个博士学位后，日本一家国立大学开出不菲年薪请他当研究员，年收入是国内的几十倍。但他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面临学术方向的抉择，他向老师张忠培请教，老师说了五个字：回归主战场。当时的主战场是中国考古学，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如云，谜团无数。于是，他重新投身夏商周的历史迷宫，先后主持河南偃师商城、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宗庙、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等项目，均有重要收获。

河南洛阳市偃师市二里头文化商城遗址。周沁军 摄

那时，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世纪工程已启动，为上古三代确立年谱。王巍承担了西周的研究课题。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项，开辟了多学科参与的考古研究新范式。之后，王巍与专家共同策划，通过自然学科与考古学的广泛融合，尝试以黄河、长江、西辽河三大中国史前文明发源地带为轴心，全面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图景。

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巍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直到2016年底卸任。项目联合了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用发掘成果构建理论，让中华五千年文明从传说变为实证。

王巍说，探源工程将散落在全国的史前考古项目结为“联盟”，从各自作战变为集体攻坚，实现目标的统一。“各个遗址的工作开展都有了针对性，那就是寻找证明文明的证据，寻找各自欠缺的要素，最主要的就是城址、宫殿、高等级建筑等。”

中国考古要从发掘走向阐释

考古人一半时间在工地，一半时间在书斋。当空头理论家不行，只顾埋头挖宝也不行。从“考古匠”到考古学者的跨越，是每个有追求的考古人的必修课。王巍坦言，中国考古的一个不足之处，不在发掘，而在阐释。“

我们研究的实物是实际的，但实物本身不说明问题，需要考古人去阐释。”王巍说。

对考古成果的阐释分为两种，一是理论建构，二是公众科普。

与发掘进展相比，中国考古的理论建设稍显落后。中国当代考古缺少独创性、系统性的理论，也欠缺高屋建瓴的考古学家。

在王巍眼里，前代考古学者中，苏秉琦是真正的理论大师。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考古队发现了新东西，都会来北京找苏秉琦看看，答疑解惑。苏秉琦有诗人气质，说话常用修辞，如他用“满天星斗”比喻史前中国各地文明独立起源的著名论断。他晚年提出六大区系理论，石破天惊，格局恢宏。直到今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项目，依然在苏秉琦理论的底稿上丰富延展。

如何在理论上突破？王巍说，一定要扩大视野，不仅要应用科技手段，也要有综合的人文社科知识，拓展出社会考古学、经济考古学、精神考古学等。即使在考古学内部，通晓不同时代和领域，相比专精一个领域，视角也会为之一变。

苏秉琦做秦汉考古出身，后来涉足史前考古。王巍觉得他能以宏大视野将史前文明联系起来，或许与对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把握有关。“再比如以夏商周的视野，往前去看史前社会，也会有不同视角，因为夏商周时期有了王朝和地方更紧密的联系。”王巍说，“这一点，我是受益于苏先生。”

王巍今年69岁，虽已是含饴弄孙之龄，但依然每周辗转在全国考古工地上。

王巍。张烨 绘

对于未来，他希望在考古普及方面再做一些事。除了完善教科书，他还想组织专家编写面向各年龄层的科普书，讲述考古最新成果所展现的中国历史。

前不久他去常州考察，当地正筹建一座中华文明主题乐园，将考古和历史知识转化为游乐项目，利用多媒体技术寓教于乐。在王巍看来，主题乐园可大可小，形式灵活，可在全国落地。

王巍犹记得30多年前在日本时，考古学者周末开讲座，市民买票入场，座无虚席，用笔记本认真记录。看到民众对考古如此亲近，他很羡慕。现在，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土壤，需要努力的，是考古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