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天伦》成为第一部在美国发行放映并取得成功的中国电影，《天伦》的成功为中国电影走向欧美国际市场树立了优秀典范，为中华文化在欧美世界的传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成功上映：被美国导演看中的中国影片

《天伦》是1935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罗明佑被誉为中国最具活力、最前卫的电影制片人之一。影片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四代人的孝道故事。这部被称为“配音片”的作品是中国默片向有声片过渡时期的产物，即角色的对话内容以字幕形式出现，但整部影片配有烘托人物情绪、引导叙事节奏的背景音乐与专为影片创作的主题歌。《天伦》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国内主要城市上映后，被中国影评人誉为“萌芽中的中国电影产业制作的最杰出的电影。”

令人鼓舞的上映成绩促使罗明佑积极与国外发行商接洽。此时，正在上海游历的美国喜剧演员、派拉蒙电影导演道格拉斯·麦克莱恩(Douglas MacLean)发现了《天伦》，他觉得这部影片在美国会有市场，因为美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一部真正的中国电影。于是，道格拉斯买下了这部电影的版权，《天伦》遂成为在美国放映的第一部中国影片。

《天伦》在中国上映时有14本之多，即140分钟，未免稍觉冗长，美国电影公司做了一番裁剪，最后只留下七大本。同时，插入英文字幕。剪辑完成后便向一批美国剧院经理们进行了宣传性质的放映。纽约大都会最著名、最受欢迎的艺术剧院之一的卡内基小剧场的经理对影片十分看好，开出了诱人的价格。于是，《天伦》率先在纽约上映。

《纽约时报》带着耐人寻味的笔调写道：“这是第一部在唐人街以北上映的中国电影，这种地理上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言辞间，似乎为“唐人街以北从未上映中国电影”的记录被打破感到丝丝惋惜，这种略显傲慢的姿态在中国电影成功入驻后也不得不放低。

《天伦》在纽约的上映时间长达三个星期之久，之后又在旧金山、波士顿和洛杉矶进行了巡回放映。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天伦》在美国发行时，不仅制作了35毫米胶片供影院放映，还制作了16毫米胶片供流动放映机放映，可见发行人对其市场前景的乐观态度与《天伦》在美国观众中受欢迎的程度。

▲《天伦》剧照之一。

映前宣传：《纽约时报》刊登林语堂的解读文章

为了扩大《天伦》的影响力并为美国观众进行中国文化的提前普及，寓居美国的中国著名学者、作家林语堂受邀为影片撰写文章，以做宣传之用。这篇文章在影片上映的前一天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此时，林语堂在美国颇享盛誉，他的英文散文集《吾国与吾民》一年前，即1935年刚刚在美国首次出版，且四个月之内重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因此，林语堂的这篇文章为美国观众对《天伦》的欣赏与理解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

作为对中国文化有深刻洞察力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使者，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电影表演风格做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尤其阐述了中国电影的技巧和节奏与美国电影的不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消除了美国观众因文化隔膜可能产生的误解与偏见。林语堂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更多地是通过沉默的面部表情、而不是冲动的谈话或夸张的动作完成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常常是内敛性的，电影演员的表演风格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在美国电影中，扮演中国角色的美国演员常常喜欢过度夸张的表演，看上去便不像中国人了。

第二：中国电影的节奏常常是悠缓的，与中国小说的缓慢节奏相似，喜欢细致的描写小事件，并不急于到达高潮。这一点与美国电影追求的风格不同。

第三：中国人是非常情绪化的民族，喜欢悲剧和彻头彻尾的闹剧，最喜欢的情节之一就是围绕亲情主题编织夸张的悲剧。因此，影片中常常出现哭泣的情节。这一点与美国文化、美国电影截然不同。因为在中国，哭泣并不是罪过。每年清明节，中国的男男女女都喜欢在祖先的坟墓上尽情地哭一场。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用宽大的袖子擦拭眼泪已经升华为一种程式性的艺术表演。

▲《天伦》剧照之二。

中国文化的典范：被美国媒体称道的五个方面

影片上映之后，各大美国报纸如美国著名娱乐杂志《公告牌》、美国娱乐界两大报刊之一的《好莱坞报道》、严肃报刊的代表《纽约时报》与《纽约先驱报》《大陆报》《纽约太阳报》《洛杉矶报纸》都刊登了该片的上映广告或影评文章。

好莱坞编剧兼纽约影评人罗伯特·加兰德（Robert Garland）称：第一部在美国放映的中国电影受到了热烈欢迎。我本人也被这部电影迷住了。《天伦》可以让美国观众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特别是古代中国，其效果比读一摞书或听几场讲座好得多。总的来说，美国媒体对《天伦》的称道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主题：凸显中国传统文化

有影评文章称：《天伦》是正宗的中国文化的典范，它的主题来自中国智慧的深处——对父母的尊敬、对孝道的强调、以及鲁莽违抗父母教诲后的惩罚。影片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进行了真实而富有启发性的呈现。这一主题是明显区别于美国文化传统的。《天伦》讲述的是一个殷实家庭中四代人的故事，表现了父子祖孙之间深刻的矛盾纠纷。在影片最后，老父亲留下的遗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终于得到践行，收养孤儿寡老的慈善机构终于在孙子手中得到延续。在美国观众看来，“典型的中国风格是令人愉快的。”

画面构图：中国传统绘画风格

《纽约先驱报》称赞《天伦》的摄影令人着迷，画面构图极具艺术性。多篇影评文章都提到导演费穆以典型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拍摄了这部影片，尤其是室外场景的蒙太奇设计与画面构图极具中国风格。例如，影片序幕表现的是一位年老的牧羊人焦急地满山寻找走失的羔羊，最后终于找到。序幕之后的第一场戏便是在外远游多年的儿子骑马飞奔回家，看望临终的父亲，之后幡然醒悟，决定践行父亲“人类大爱”的遗志。两场戏的前后衔接为影片增加了不少中国诗歌独有的“意境之美”。

同时，画面构图也体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如中国古代山水画独有的留白式构图。此外，在外景画面的构图中还常常出现中国画独有的符号元素，如牧童、长亭、古树、石桥、渔舟。

▲南宋山水画家马远《踏歌图》。

字幕：颇具中国古雅之风

　　《好莱坞报道》称：影片的英文字幕表明中国人的谈话几乎全是古雅而虔诚的谚语和格言，在美国观众看来，影片字幕比表演更有中国特色。有些字幕来自孔子的《论语》，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些是中国的传统诗句，还有一些是表示时间流逝的即兴创作，显得十分华丽而有趣。如:“梨树开了七次花。”实际上，与之相对的中文字幕只是“七年之后”，但英文字幕的翻译有意彰显了中国诗歌的意境美与语言美，美国观众称道的正是这种东方文化之美。

▲《天伦》剧照之三。

演员：内敛沉静的中国式表演

　　《大陆报》称“《天伦》演员的表演很有中国特色。”《纽约先驱报》认为“演员的表演非常克制且有自信。”《好莱坞报道》称赞“演员阵容和表演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好。”与中国传统戏曲中夸张的程式性动作不同，《天伦》中演员的表演完全是内敛而沉静的，具有独特的东方美感。正如美国影评文章写道：演员的表演很有中国特色，缓慢而流畅，与美国演员夸张的情绪和动作截然不同。在美国人拍摄的很多表现华人的影片中，中国人都由美国人扮演。因此，角色的穿衣方式、行为处事的方式、甚至走路的姿态都不像中国人。很多影评文章还称赞《天伦》的演员表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真诚、单纯和庄重的品质，给美国观众带来了东方古典美的享受。

▲《天伦》剧照之四。

背景音乐：贴合叙事的中国传统音乐

《好莱坞报道》称赞影片的配乐新颖且有力。的确，20世纪初，大部分中国默片的配乐采用的是现成的西洋音乐，但《天伦》是联华影业公司动用全部人力资本拍摄的影片。因此，公司专门邀请了被誉为“中国音乐的一代宗师”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自为影片创作了主题歌《天伦歌》，这首歌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民乐风格。又特邀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演唱，由于郎毓秀的深情演绎，使这首歌很快随着影片的放映和唱片的发行成为流行一时的热门歌曲。

《天伦》的配乐则由中国近代音乐家、作曲家任光完成，任光采用月琴、琵琶、锣钹等中国传统乐器，并邀请琵琶演奏家卫仲乐、秦鹏章和由聂耳组建的“百代国乐队”的四位乐手合作演奏录音，从而使《天伦》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全由民族乐器配乐的影片。尽管没有有声片的对白，但影片从始至终的背景音乐极好地烘托了人物情绪、把握了叙事节奏。

正如美国影评文章写道：“伴奏音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主题背景。”影片开始时，是纯中国风格的音乐，如《苏武牧羊》。随着剧情的发展，西方影响的出现及中西文化冲突的展开，音乐风格开始发生变化，这种音乐设计在萌芽阶段的中国电影创作中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天伦》在美国的成功上映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中国文化走进西方世界的一次有益尝试。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据说，著名导演李安在拍摄《卧虎藏龙》期间，还专门前往中国电影资料馆查阅1930年代中国无声电影的资料。可见，在中国电影经历一百多年发展的今天，当代华语电影想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仍然需要不断向传统文化汲取养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在提倡运用文化软实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与理解的当今世界，笔者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电影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把握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

（本文图片均由柳迪善提供。）

作者简介：

柳迪善，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访问学者。迄今，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新中国译制片史：1949—1966》，出版译著《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解构库斯图里卡：幕后笔记》（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主持并完成两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