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

10月28日，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他感慨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

从“一片甲骨惊天下”、被视为解开中华文明密码的甲骨文，到埋藏着3200年前集王后、将军、祭司于一身、充满传奇色彩的妇好墓，再到展现上古商都宫殿建筑与族邑聚落风貌的“大邑商”——殷墟，让人们得以一窥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的辉煌，遥探中华文明、触摸华夏历史。

殷墟之下，埋藏着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哪些密码？它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又意味着什么？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民族报“道中华”近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研究员。

殷墟布局示意图。

记者：3000多年前的殷墟，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它的繁华体现在哪些方面？

何毓灵：殷墟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腹地。清末民初因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续大量青铜器、玉器、建筑基址等的发现逐渐被确认为商代晚期都城，持续了255年，面积达36平方公里，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作为中国现在考古学的摇篮，殷墟考古始于1928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恢复因战火而中断了十几年的殷墟发掘，掀开了殷墟考古的新篇章。

作为商代晚期都城，殷墟不仅有宫殿与王陵。我们理清了250余年从始建、初兴、鼎盛、衰落到灭亡的殷墟都城发展史，大体明确了殷墟都城内功能区划，特别是青铜铸造、骨器与陶器生产等手工业作坊组成的手工业园区，不同生产、生活场景的职业家族聚落，纵横交错、铺设讲究、连接不同区域最宽达15米道路网络等。

记者：在殷墟的考古研究中，有哪些发现对中华文明的探源极为重要？哪些发现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

何毓灵：首先是甲骨卜辞的发现。卜辞上记载的甲骨文字是我国最早的成熟系统文字，之后由其演化而来的以形达意的汉字则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几千年连绵不断。

其次是以后母戊青铜方鼎（原称司母戊鼎）、青铜牛尊等为代表的大量青铜礼器的发现。后母戊青铜方鼎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不仅代表的是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更是礼制文明的象征。

后母戊方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还有就是大量用于殉葬的车马坑的发现。马车起源于西亚或西伯利亚草原地区，后在商王朝不断对外征战的过程中，吸收借鉴至中原地区。

殷墟车马坑。

文化交流与融合始终具有双向性，作为古代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对周边区域的青铜文明影响深远。同样，周边青铜文明也对殷商文明产生重要影响。正是这种永不停歇的资源流动和交往交流，让殷墟文明不断向外扩散与传播、向内吸收与融合，中华文明也因此得以生生不息，永不枯竭。

妇好墓铜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妇好墓铜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记者：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在中华文明史上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何毓灵：殷墟最为重要的发现是甲骨卜辞，甲骨文的意义不仅仅是研究商代的第一手资料，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基因与纽带。

刻辞卜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刻辞卜甲。（台湾史语所藏）

早在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机缘巧合，敏锐地发现中药“龙骨”之上刻有文字。被历史尘埃淹没3000年后，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与居延汉简、敦煌文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被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四大发现。120年间，历经以“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学者不懈努力，甲骨学研究取得巨大成果。3000多年，风云际会、王朝变换，但汉字始终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是构建与维系中华文明的关键。

与世界上大多数表音文字不同，由甲骨文字演化而来的汉字是表意文字——由形达意，一目了然。见形知意的汉字能够摆脱方言困扰、语言羁绊，把其承载的含义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每一个中华儿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各民族能够以通用的汉语言文字进行不断深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亚长墓出土铜斝。（殷墟博物馆藏）

亚长墓方形铜尊。（殷墟博物馆藏）

亚长墓青铜牛尊。（殷墟博物馆藏）

记者：有观点认为，殷墟展现出了中原文明对同时期其他文明的强大影响和辐射力，您怎样看待？

何毓灵：“逐鹿中原”生动形象地概括了我国历朝历代王侯将相博弈的目标。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宝藏”吸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呢？不是财富，也不是资源，而是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传统的礼制文明。

与世界上其他数个古老文明历史上靠武力征服扩张领土的模式不同，中华文明历来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而是依靠自身文明的向心力和感召力。而早在殷商时期，就形成了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礼制文明漩涡的中心，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向心力与影响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最终确立并稳固下来。

考古发掘表明，商王朝方国之内，其文化面貌与王畿地区高度一致。甚至在我国更大范围内分布着的不同青铜文明，也都深受殷商文明的影响。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大量青铜器、玉器的风格与殷商王畿地区十分相近。

作为当时东亚地区最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殷商文明在与周边青铜文明交往过程中，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原文化影响力在不断的交流中向外延伸，“漩涡”越来越大，向心力与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中华文明最终由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亚长墓玉龙形玦。（殷墟博物馆藏）

亚长墓出土玉戚。（殷墟博物馆藏）

妇好墓玉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妇好墓玉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记者：哪些考古发现能印证周边青铜文明对殷商文明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毓灵：马车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考古发掘表明，中原地区最早的马车出现于殷墟。有学者认为正是商王武丁在争夺北方或西北方的过程中见识了马车的威力，并迅速引进到中原。之后的两周时期，马车作为兵车，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

此外，考古发掘已充分证明，当时长江中游的金属资源、长江下游的硬陶与原始瓷、东部沿海的食盐、北方草原地区牲畜，甚至是远至南海的海贝、龟甲等呈四方汇集之势到达都城。资源的流动背后是人群的大规模交流与交往，这些均是殷墟文明要素的重要来源。

不同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流、学习，极大地推动着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进程，殷商文明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向了我国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受访者简介

　　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安阳工作站副站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夏商周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长年坚守于殷墟考古发掘第一线。系统发掘了商代中期都城的宫殿区、手工业区，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考古的空白。长期致力于殷墟都城布局与手工业生产研究。发掘了继妇好墓之后殷墟保存完好的高等级贵族墓：亚长墓，第一次揭露殷墟时期特殊人群：甲骨占卜巫师的家族墓地。已发表考古报告、论文、图录、随笔等各类文章80余篇（部）。主要围绕着殷墟时期的都城布局、手工业生产、社会礼制、墓葬制度及殷墟废弃进程等多个学术前沿课题。研究工作得到国内外多个基金资助，先后主持、参与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