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

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老红军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年出生在原西康省、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从7岁开始，给牧主放羊，当长工，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

在红军进入藏族聚居区之前，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动宣传，挑动红军与藏族同胞的关系。受这种反动宣传的影响，当红军要到藏族聚居区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一片恐惧和骚动。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东躲西藏。但扎喜旺徐想着：“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他便没有躲藏。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一天，扎喜旺徐在县城城门口转悠时，站岗的士兵过来问话。扎喜旺徐听不懂汉话，战士请来翻译，问他有什么事。扎喜旺徐回答得挺干脆：“没有什么事，只是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和以前来的兵究竟有什么不同。”

正在这时，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红军，问他是哪个村子里的人，乡亲们的情况如何，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他们的牛羊有人照看吗，生活有困难吗，扎喜旺徐就他知道的作了回答。

见扎喜旺徐的衣服很破烂，那位红军干部给了他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还给了他一个红布条子，让他挂在胸前。扎喜旺徐后来才知道，那块红布条是“代表证”，上面写着“民族代表”4个字。红军当时正在甘孜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

凭着那张代表证，扎喜旺徐走进了红军总部。一位红军干部亲切地接见了他，通过翻译告诉他，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后来扎喜旺徐才知道，那位干部就是邵式平同志。解放后，邵式平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

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马上答应了。邵式平对扎喜旺徐说：回去告诉乡亲们，我们红军有严明的纪律，不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院。你们亲眼看见了，红军有那么多人马，我们宁愿露宿草原，也不进驻寺院。想办法告诉乡亲们，不用害怕，赶快回家来，照看好自己的牛羊，安居乐业。

扎喜旺徐便到各地说服乡亲们回乡，帮助红军进行宣传活动，并且找到了逃到深山里的乡亲，告诉他们要放心回家，不要轻信谣言。

慢慢地，躲藏的藏族同胞们回来了，大家开始纷纷支援红军。在这一过程中，扎喜旺徐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援助了红军多少粮食，如今已无法统计。仅白利寺管家不完全统计，白利寺捐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

1936年5月5日，甘孜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苏维埃革命政权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苏维埃革命政权。扎喜旺徐被任命为骑兵连连长，他的责任是保卫当地新生的红色政权。

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扎喜旺徐留下来为红二方面军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资。在短短40多天里，他筹集到粮食4.6万多斤。

不久，红二方面军也要离开甘孜了。走还是留?扎喜旺徐毅然决然踏上长征之路，成为红二方面军唯一的一名藏族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