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天彪，藏族，文博研究馆员，现任中国民族博物馆党委委员、收藏部主任。先后在青海省博物馆、青海省文物局、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曾荣获国家文物局“全国文物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部主任，他致力于提升民族文物保护的专业性，推动文物征集与藏品管理工作向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数字化、标准化迈进。

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部主任蒲天彪

  在与民族文物为伴的30余年里，蒲天彪的工作时间大多数是在室外：卷起裤管走乡串寨寻找民间遗珍，与各族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古玩市场走街串巷“淘宝贝”，与民间收藏家们交朋友……

  参加工作伊始，蒲天彪就坚定了这样的初心：以民族文物为载体，挖掘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各民族的团结奋斗保留一份“历史基因”。

  初心不改的追梦人：

  离京返青再回京

  1983年，18岁的藏族小伙儿蒲天彪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从青海海东市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民族史。“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蒲天彪说，在民族史领域学习多年，他愈发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1987年，蒲天彪毕业，在留京与返乡之间，他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进入青海省博物馆工作。在此后的26年里，他从青海省博物馆调到瞿昙寺博物馆当馆长，后到青海省文物局当副局长，后来又到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工作几经变动，蒲天彪与少数民族文物的交道越打越深。

  2013年10月，因业务需要，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全国范围内招文博人才。既系统学习过民族史，又有博物馆一线工作经验及文物管理和研究经验的蒲天彪，收到了“橄榄枝”，正式进入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

  进入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后，蒲天彪把提升中国民族博物馆文物征集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作为努力的方向，在民族、民俗和宗教文物的征集中，将某一民族或某一方面体系化；针对重点文物与特色文物，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全面征集。

  “所谓体系化征集文物，分为横向系统化与纵向体系化。”蒲天彪解释道，横向系统化是指对于整套文物的征集，如帽子、衣服、鞋子等；纵向体系化是指不同时代同一类文物的征集，如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代的帽子等。

  “体系化征集文物，能让我们的工作更有目的性，藏品也更有利于研究和展览，能够向观众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化体系。”蒲天彪说。

  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民族生产生活的地域较小，文物基数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不少文物流失严重。蒲天彪说：“民族文物是国家的宝贵遗产，对于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有重要意义。”

  征集到的文物如何安全保护，也有讲究。蒲天彪说，除了注意防水防火防盗以外，还要十分注意文物保存环境，尤其是湿度与温度。同时，在文物入库与出库的制度上也要严加规范。

  “每一件民族文物的背后，都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蒲天彪说。

  不辞辛劳的寻宝者：

  以真情打动人心

  民族文物征集的过程，充满艰辛与感动。蒲天彪经常跋山涉水，下基层，走村入户。

  2017年，为策划“马背上的民族文化”展览，蒲天彪及其团队奔赴内蒙古、甘肃和青海等地，征集各时期的马鞍。经过反复比对收集的海量线索，他把最终目标锁定于甘肃一个民间收藏家的10套景泰蓝马鞍。

  从北京到甘肃，5次辗转两地，蒲天彪不达目的不罢休，不停地与这位民间收藏家沟通。最终，这位收藏家被蒲天彪的诚恳态度打动，以较低价格将耗费多年心血收藏的景泰蓝马鞍交予蒲天彪。

  每当征集到需要的民族文物时，那种喜悦和成就感，就会让蒲天彪觉得再辛苦也值得。这也是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下基层，走街巷，我们走近民间文物收藏者，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遇到下雨天，弄得一身泥泞也是常有的事情。”蒲天彪说，“每次拜访，我都会带一些当地没有的水果与特产等，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努力都会得到回报，有时也会征集到赝品。“有时，我认为一切都已接洽妥帖，但收藏方却突然杳无音讯，毫无征兆。”蒲天彪说，有一次在征集文物的过程中，他和团队成员乘坐的车被水冲翻，大家在河中渚地靠抱团取暖才渡过难关。

  多年来，尽管工作地点和职位不断变化，但蒲天彪从未离开过文物征集的第一线。2017年，蒲天彪带领团队亲赴西北、西南、中南和东北等地，开展了7批次147件（套）文物征集工作；2018年，完成了丝绸之路历史文物专题征集、伊斯兰精品文物及藏药佛像专题征集、藏族经卷补充征集等三批次征集项目，共征集民族文物135件（套）。

  近年来，蒲天彪及其团队还先后征集了19件吐蕃织锦、14件土族文物、60件辽金等时期的少数民族文物，弥补了中国民族博物馆同类古代少数民族文物的不足。

  “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蒲天彪说。

  勇于开拓的先行者：

  敢创新，谋长远

  在工作中，蒲天彪着眼于打基础、谋长远，着力推动文物征集与藏品管理工作向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数字化、标准化迈进。

  文物定级是文物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是文物管理专业化的重要体现，但民族文物的定级一直是个难题。

  蒲天彪敢于挑战棘手的定级工作，牵头成立了“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文物鉴定委员会”，按照民族、地区、专题、文物类型将专家们分组，并对专家委员会实行动态化管理。在开展文物鉴定或定级工作时，如遇到专家意见不一，他会再次组织其他专家进行复核，以科学性、权威性的结论获得同行的认可。

  通过建章立制，蒲天彪和同事们为民族文物的收集铺好了一张广大的信息网。他注重建好、用好文物征集信息网络，实时更新“预征集藏品信息库”，进一步优化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民族文物征集信息网点。

  目前，中国民族博物馆已和81家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建立联系，民间收藏家和文物经营者等多种类型的文物信息人员增加至51人，积累的专家资源达75人，并组织人员分赴西北、东北、西南开展专题调研，以进一步扩宽民族文物征集的信息源。

  这些年，蒲天彪着眼于民族文物征集和收藏的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带领团队制定完善了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办法、藏品捐赠管理办法、收藏证书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为民族文物的保护和收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为此，蒲天彪带领团队积极做好文物展览和研究成果的推广工作，扩大民族文物收藏与保护的社会效应，先后策划举办了《云·端——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版画艺术展》《彝族文物展览》等展览。近年来，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部负责编辑出版《中国黎族文物集萃》《中国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文物集萃》《中国彝族文物集萃》《中国苗族文物集萃》等文物画册，有力地提升了民族文物的社会影响力。

  蒲天彪这样阐述文物展览的重要性：“文物本身是历史的见证与文明的体现，能够展示文物背后这些民族的文化底蕴，反映他们的生产生活状态与丰富的精神世界，更能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灿烂文化。我为能从事这样的工作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