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9岁的葛士忠虽已离开河南临颍老家60多年，但乡音未改。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宁夏工作生活、娶妻生子，一双儿女也成为地地道道的银川人。葛老说，扎根在宁夏，这里就是故乡，再不想回去。

　　19岁参加革命去剿匪，差点命丧土匪枪下。22岁，葛士忠成为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一个学校的校长，随后进入县委工作，不久选调到河南省统计局，几个月后，因工作业绩突出，被选调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在北京工作期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从农村出来的穷孩子，成长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胜任工作，回报党和国家。”葛士忠说。

　　1961年，作为国家统计局第一批向西北选派的干部，葛士忠坐着火车来到宁夏。一路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目光所及之处，从葱绿到土黄，“越往西北走越荒凉。火车到了内蒙古，我就发现路两边耕地很少，到处荒漠秃山，没有生气。”葛老说，只要是祖国需要，让去哪里就去哪里。但宁夏的生活艰苦还是出乎大家的想象。

　　宁夏风沙大、气候干燥，城市街道灰头土脸、人车稀少，衣食住行凭票，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苦巴巴。“苦就苦点，别人能克服，我也能坚持。”葛士忠说，我到宁夏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把工作尽快开展起来。

　　刚成立的宁夏，统计工作几乎为零。葛士忠来到自治区统计局，带领同事加班加点，经常跑到偏远的农村、乡镇，一住就是几个星期，只为拿到真实的数据。他对工作一丝不苟，从来不肯放过一个“问题”数据，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一年里，他有两三个月都在下乡。他主导的几次大的国家级统计调查工作，因调查细致、工作扎实，获得过国家、自治区的表彰奖励。

　　在自治区统计局工作期间，葛士忠在北京的老领导不断写信让他回去，“宁夏太艰苦，你跑那么远干什么呢？”老领导在信中问他。“宁夏需要我，组织把我派到这儿，我就要扎下根来，好好工作。”葛士忠一再谢绝老领导的好意，执意留在宁夏。

　　1971年，葛士忠被抽调到西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工作，一家人在那里度过了8年的艰苦岁月。爱人胡生花既要照顾一家人生活，还要参加农场劳动，割麦子、挖沟等体力活儿，她一样没落下。

　　1979年，葛士忠被调到银川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1980年，他成为新成立的银川市统计局的副局长，直到离休，职务没变。“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自己要求近乎苛刻，对家人也如此。”熟悉葛老的丁兆江说。葛老的爱人在1985年因企业倒闭下岗，一双儿女也在2000年前后分别下岗，随后辗转打工。如今，儿子在一家灯具厂做库管、安装的工作，女儿继续打零工生活。

　　“儿女没有埋怨过您吗？”记者问。

　　“有过，我告诉他们自己解决，我不能用自家事麻烦公家、麻烦组织。”葛老说。一旁坐的老伴眼眶一红，悄悄用手拭去泪水，快步走出屋去。

　　曾有老同事、老领导关心询问他，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忙，他只说一切很好，不肯透露半分家里的状况。儿女们还是四处打工，他还是住着不到70平方米的旧房子，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那么拮据。单位分房，他因钱凑不够而错失机会。直到后来，因为儿子急需房子，他才在分房临结束时，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买下来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

　　离休后，葛老是原单位每月第一个交党费的老干部。每月67元，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坚持自己坐公交车来回去交党费，单位组织的活动他第一个响应、积极参加。同事们看到老人年龄大了，腿脚不便，想派单位车接送他一下，葛老坚决不受。

　　不沾公家便宜、不给人添麻烦是他一辈子的行为准则。党费交纳证上密密麻麻的记录，让人为之动容。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召开时，老人第一时间去书店买回学习资料，戴着老花镜在家自学。“休息在家，学这些干啥？”有人曾不解地问。“作为党员，这是必须的功课。”葛老说。

　　几天前，葛老又到原单位交上了5000元的党费。“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交多少次党费。人这一辈子，能交几个5000元党费呢？我想用这种方式，再为党、为国家发点光、尽份力。”葛士忠说。

　　今年3月，葛士忠和老伴以重拍婚纱照的方式庆祝了50年金婚。今昔对比，老两口感慨连连，这片土地倾注了他们的全部青春和热爱。“在宁夏几十年，我早已把这里当成我的家乡。”葛士忠说。（记者  徐佳敏  实习生  刘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