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塞

　　从这座貌似不起眼实则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出发，寻访一位大隐隐于市的优秀编辑和作家，寻访一位四十年前走入这座学校的老校友。

　　她出生于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她来自于一个名叫“疯狂”和“迷茫”的年代，她的勇敢而坚定的心，指引她穿越那片穷乡僻壤，走入了一片编号为“一六零”的精神高地；她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推动了她不断尝试和进步的脚步并最终为她的生命染上了成功的颜色。她有着一个大气的名字，正如她波澜不惊的淡然笑容，有着阳光一般的温暖和力量，——庞旸。

引子

　　庞旸老师的家在华严北里的中科院宿舍，是个很有情调的小区，红墙绿树，环境宜人。绿荫中，时不时有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的老婆婆悠闲地遛狗或是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的老伯伯斗志昂扬地下棋。经过一番周折，笔者终于到了庞旸老师的家，位于一层的小屋子因为温馨的布置而颇接地气。在老师的会客厅中，午后的阳光温暖地洒在院子里，洒在小屋子里，洒在浅咖啡色的窗帘上，洒在木地板上，洒在茶盏中，洒在盛着荔枝和葡萄的果盘里。或许，对于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而言，只有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而又不乏温情和浪漫的小天地，才能让生活中的不易察觉的小美好流露出艺术的光泽而非被物化为柴米油盐，落得个稀松平常。

　　就是在这样温馨的小屋中，一段重访之旅被开启，重温一段写满奋斗和拼搏的峥嵘岁月。

　　一、青葱岁月

　　1956年的北京府右街。一个叫做阿真的小女孩儿，在府右街的一座四合院里呱呱坠地。

　　阿真的童年和别的孩子一样健康活泼，但也有几分不同。五六岁时，她家搬到位于皇城根儿的国务院宿舍。父母房间里有几大书架图书，年幼的阿真常常独自待在那里，捧着一本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小伙伴喊她去玩，她嘴里“哦，哦”地答应着，身子就是纹丝不动，因此获得了个“小书痴”的外号。唐诗宋词三百千，外国的莎士比亚，近代的鲁迅，还有苏联的保尔、卓娅……她囫囵吞枣地读，字还没认全就从书本里接受了中外文学的启蒙。说到这丰盛学校三部，就不得不提一提一位中国近代教育文化史上建功卓著的大师——叶圣陶。叶先生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家，选择了京城三座实验小学作为改革的试点。当时，叶先生在京城这三所小学率先开展了语文教学的改革实验。作为教改排头兵，丰盛三部配有全国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庞旸至今还记得，风度儒雅的语文王老师领着他们绘声绘色读童谣的情景。小学生阿真的作文，也曾几次被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从小为她埋下了热爱写作的种子。

　　童年总是那样快乐。那时的阿真，是一个带着红领巾，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抢着学雷锋做好事，在全市小学生会演中参加演出，她的小学记忆是美好的。

　　丰盛三部教学水平高，学制比普通小学短一年，而且三年级就开设英语课，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小学里是很少见的。可以想象，如果不是1966年开始的那场“革命”，阿真和她的同学们能受到多么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个多么光明的未来。然而世事难料，阿真不会想到，正是这“五年制”的小学，给她将来的求学之路平添了许多坎坷。

　　二、风云突变

　　童年的快乐岁月在庞旸三年级的那一年戛然而止。1966年，一场名为“文化”的革命以一种翻天覆地的气势席卷了全中国。这年阿真10岁，她自作主张地把名字改为庞志江，也许她觉得这个“志在江河”的名字才配得上一个“革命”的大时代吧。可她怎能料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从此开始改变了呢？

　　学校莫名其妙地停了课，一停就是8个月。在那“读书无用论”盛行，无课可上的日子里，志江和另一个三年级大女孩自己办了个小课堂，召集宿舍大院十来个学前儿童当学生，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小老师。语文、算术、常识，唱歌跳舞，她们把三年级学的那点本事都倒给了孩子们。后来“复课闹革命”，小课堂停办，小老师又变回了学生。她俩教的学生，有几个一下跳到了二年级。

　　“复课”是有名无实，“闹革命”的折腾却越演越烈。那年头，老师都免不了挨打、挨斗。1968年，志江和同学们稀里糊涂地小学毕业，升入中学。志江上的北京六中，“文革”前是一个以招收干部子弟出名的学校，“文革”中却以打人出名，教学秩序尽数崩盘，老师根本不敢认真教课。在乱哄哄的六中课堂，志江只学习了一年。一年之后，她的父母被下放到各自单位的“五七干校”，哥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家五口天南地北地分了四个地方。志江和妹妹由母亲单位收容，转到海淀区的中小学。然而同学还没认全，她们就跟着从湖北潜江科学院五七干校回京的妈妈又一次大迁徙——投奔了父亲所在的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那里条件虽然艰苦，毕竟一家人能在一起。

　　“五七干校”的岁月给庞旸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至今回想起来仍唏嘘不已。起初，志江和初中三个年级的同学大约三十多人，同在干校办的初中班学习。初中班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破土房里上课，凳子三条腿，课程表中有一半是劳动。插稻秧，挖大渠，他们跟着大人什么苦活都干了。就是这样的“学业”也只持续了一年，一年后，干校军代表一拍脑门：初二以上的学生全锅端到干校造纸厂。按志江的年龄，本应该上初一，不必去做工。但实验小学毕业的她提前“蹿”到了初二，成了造纸厂切草班年龄最小的“童工”。切草这个工种，又脏又累，劳动强度严重超出十四五岁女孩的承受能力。在浓尘弥漫的车间里，每装一袋“蒸球”草都像打一场仗，机器一停，她和同学们筋疲力尽地累倒在地上，吐出的痰都是黑色的泥浆。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一次上夜班，志江从十几米高的大草垛上掉下来摔成骨折；还有他们的班长，胳膊被卷进刀片飞转的切草机里。往事不堪回首，但庞旸老师说，那段生活是她一生的财富——有那样的苦酒垫底，还有什么样艰难困苦的“酒”不能喝呢。

　　就在庞家父母本以为要在西北边陲终了一生之时，1971年，林彪死了，文革的枷锁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都在上下运作，争取回京，71年底，志江这一届初中生该毕业了，妈妈开始千方百计为她联系北京的学校。经过一番周折，这个性格倔强，不肯服输的女孩子终于在寒冬的一天搭上了回到北京的列车，而这，也正式揭开了她人生的新篇章。

　　三、重回故土

　　当志江背着简单的行李回到这片梦寐以求的土地上时，没让她想到的是，等待她的并不是鲜花，而是荆棘。回到北京的那一年，庞旸已经15岁了，年纪虽不大，但因小学上的是五年制，又经文革之乱，已是到了初中毕业，要分配工作的时候了。面对这样的情形，庞旸难以接受，对于这样一个从小就爱好学习的优秀学生而言，回到原校就要参加分配，没读上几年正经书就要参加工作了，这无疑让庞旸心有不甘。在那样动乱未平的年代，她就和一个阿姨一起，踏遍了北京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可是，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已经毕业分配了的庞旸，偌大的北京城，数不清的学校，却没有哪一处是庞旸的容身之地，绝望突如其来，莫名地袭击了花样年华的少女，她不知自己的未来究竟在何处。这样深的迷茫，是她哪怕是在那苦无人烟的僻远之地，在“五七干校”不知疲倦地劳动之时也未曾有过的。庞旸，这一直渴望学习和进步的女子，被时代拦住了脚步。她迟疑了。

　　然而，命运是眷顾她的，因为，在西单小石虎胡同，还有这样一所学校，不拘一格，他脱身于清末民初的蒙藏学校，藏身于闹市王府之中，在这颠倒黑白的动乱时代，他扛起了文化传承和教育发展的大旗，接纳了一批热切求学的学子，而这其中，就有当时已近乎对重返校园绝望了的庞旸。

　　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说起这段过往，庞旸依然难以忘怀。

　　当年，庞旸在遍访京城中学后仍未能入学，最后来到了一六零中学。本来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成想，这曾经的京师名校竟然接受了本该分配就业的她。庞旸依然记得她当年向校方请求继续学习的机会时的情形。那天，天气晴朗，庞旸和那位一直为她上学的事而忙前忙后的阿姨一起，来到了这西单的王府大院。庞旸怯生生地叩门，像呵护自己即将失落的最后的梦想。门里传来不急不徐的脚步声，每一声都似响在庞旸的心上。门开了，一位和蔼的女老师接待了他们。庞旸哭了，她没能忍住，任何人的忍耐力都是有极限的，更何况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在文革这场浩劫之中，她失掉了宝贵的机遇，人生也不断被越来越多的意外重新书写。她心中的重压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女孩儿的眼泪充满了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机遇的渴望，打动了这位女老师，也就是一六零中学的教导主任。于是，在这所民族高校对北京学子开放之后，一个名叫庞旸的汉族女孩儿走入了这前清王府，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报道的第一天下了一场大雪，教导主任带着好奇的庞旸穿过整个学校去到班上，她细细打量着虽有些许破旧却仍不失往日恢宏气派的建筑群：充作礼堂的大殿，用作操场的宽敞空地。再往后走，穿过一个过厅，是青砖墁地的院子，高大的正房和还算宽大的东西厢房都充当了教室，较小的耳房则是教师备课室。东边有个偏院，是校长办公室，校医室和校办工厂所在地，在那里，有一道月亮门，隔开了喧闹和幽寂两个世界。庞旸的心前所未有的轻松，她知道，新的学校生活就将从这里开始，而她的人生也必将因这所学校而重回正轨。

　　初三四班，也就是当时的三连四排，是庞旸的新班级，教物理的肖美老师是庞旸的新班主任。说来有趣，与新班主任的第一面，肖老师就安排庞旸参加扫雪劳动。时值尼克松总统访华之际，全体学生们都被动员起来，前往长安街义务劳动。料峭春寒也丝毫未能冷却同学们高涨的热情，大家干劲儿十足，丝毫不放松。仿佛灵光一闪，庞旸心中冒出了一个当时看来大不敬，现在看来却似一语成谶的念头：中美关系解冻了，长安街上的雪也被扫净了，这祖国上空“文革”的阴霾是否也即将散去呢？无论如何，对于庞旸来说，她学习生活的春天已经到来。

　　四、峥嵘岁月

　　民院附中在改为一六零中学后，不再专收少数民族学生，但还是保留了许多少数民族学校的特色，比如食堂的手把羊肉和新疆手抓饭，学校组织的少数民族宣传队，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少数民族教师。这让身为汉族的庞旸感到十分新奇。

　　那时的一六零，是一片学习气氛浓厚，鲜少受外界影响的净土。“重点中学”的概念在那样一个连学习都可堪忧虑的时代根本不存在，北京市的学生都是按学区入学，所以在学校中，庞旸的同学大多是来自附近胡同里的平民孩子，而“文革”中一些随父母下放的孩子也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一部分人就来到了一六零中学就读。年幼失学，颠沛流离的他们，在“一六零”得到了命运的眷顾。在那黑白颠倒的动乱时代，母校敢于不拘一格地接纳这些热切求学的学子，不能不使他们心怀感恩。

　　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但1972年是十年浩劫中少有的抓生产、抓科研、抓教育的一年，全国上下都在一种反思求实的态度中谋求前进，一六零中学也不例外。志江真的很幸运，学校领导将她所在的初三年级视为“文革”后第一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培养对象，配备了最好的师资力量。 “分、分、学生命根，考、考、老师法宝”这样的“修正主义”口号重新被她和同学们奉为正理。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之下，志江格外发奋。对她来说，这样踏踏实实学习的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经过一番“恶补”，志江不仅将初二落下的功课全部补齐，而且初三的各门功课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这个自小喜欢文学的女孩，在这一年竟也迷上了数理化。有一次物理考试，她居然取得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实在是太珍惜了。

　　那时的中国，高中还并不普及，只有少数几个实验中学开了高中部，作为试点。在得知一六零中学获准开设高中部的消息时，庞旸的心中仿佛有一道光芒掠过。她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与激动，这是她梦寐以求的机遇，为了这个机遇，她已经等了太久，他们那一代人已经等得太久。于是，为了那仅有的几十个名额，所有人都豁出去了。从那时起，一六零中学的所有人就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高中。王府大院深夜里也是灯火通明，闹市区的繁华都已落幕，勤奋的学子却仍在练习。经过了这样的恶补，庞旸和同班的七八名同学在初三毕业时脱颖而出，考上了高中部。

　　考上了！这让无比渴望上学的庞旸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接到录取消息的那一刻，她突然想到了皇城根的童年记忆，“五七干校”的插队时光，初三一年的艰苦求学。是的，过去的痛苦都有了回报，现在，她是即将迈入高中校园的人了！

　　初中毕业典礼上，三连四排的同学们集体表演了由庞志江执笔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这个节目表达了当时中学生对未来的向往和献身的热情，虽然不免有几分天真和幼稚，但它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共鸣。

　　庞旸和她的同学一起，和向她传道授业的老师们一起，憧憬着美好而未知的高中华年。

　　五、学院春秋

　　由初中到高中，庞旸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初中的能力让她担任了高中一班的团支部书记。毕业于首师大物理系的肖美老师仍旧是庞旸的班主任。沐浴在知识的春风中，庞旸的聪明才智在新的学习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肖美老师是一个极其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她常常私下鼓励庞旸：“高考制度总要恢复，好好学，你们将是第一批考进去的大学生。”

　　虽说仍处在“文革”之中，高一的那一年却是学习为上的时代。庞旸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一六零中学的高中部只有两个班的配置，还有大半个班左右的人是外校考来的，每个人都有两把刷子。那时的学习气氛真是浓厚，大家成立学习互助小组，彼此交流学习经验，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同学之间，友好互助，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师生之间，亲如一家，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庞旸在这样友好而和谐的氛围中努力学习，着实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一六零中学的两年中学时光，是庞旸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为数不多的学习时光。这段日子里，一六零中学的素质教育也培养了庞旸的兴趣，提升了她的能力。那时的一六零中学，吸纳了京城名校民院附中的高水平师资力量，对学生开展了形式多种多样的素质教育。庞旸仍记得，她上高一时，学校组织了一个文学兴趣小组，派全校最好的语文老师辅导习作，希望以此培养出作文尖子，引导学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庞旸自小就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有一定的文学基础，这样的好苗子自然是老师的重点培养对象。于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庞旸加入了文学兴趣小组。文学小组的活动地点就在王府偏院，一道月亮门将7、8号院隔开，他们的聚会就在月亮门里的大枣树下。这群对文学有着无限憧憬的孩子哪里知道，他们身处的这间院子，曾是文学大师曹雪芹家境落魄之后的教书之地，这棵大枣树就曾见证敦成敦敏兄弟与曹雪芹的诗词唱和；他们身处的这间院子，亦曾是近代大诗人徐志摩出任松坡图书馆英文秘书的地方，这棵大枣树亦曾见证了新月诗社的诞生，见证了一座文化丰碑的崛起。如今，这饱经沧桑的院子又迎来了一批爱好文学的青年，这棵大枣树又因新的生命而重焕生机。多年以后，身为作家的庞旸对这座院子的历史掌故、前尘今世进行了一番考证。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京华出版社请京城各界人士撰稿，出版了《家居北京五十年》一书，其中就收入她的《母校寻踪》。文中写道：“想当年，我们文学小组的活动就在那里开展，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是从那时垫底的。当时可没有想到，那里兴许还留有大文学家的余泽呢！”

　　学习文学当然要博览群书，但“文革”造成一片文化沙漠，除了《毛选》和几本鲁迅的书，其余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几乎都是禁书。辅导老师深深理解他们思想被禁锢、无书可读的痛苦，便悄悄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带出图书馆，私下里借给他们读。庞旸说，靠着这些老师的大胆举动，她才能在高中阶段读到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和一些优秀的中国古代诗文。她和文学小组的同学每周一会，同赏佳作，文雅浪漫好似曹雪芹笔下的海棠诗社。庞旸还记得，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她激动地写下一首抒情长诗，曾被校广播站重点播出；学校出了个为救同学瞎了一只眼睛的小英雄，她和齐扬前去采访写下人物报道，感动了全校师生；还有下乡劳动期间，她和文学小组的同学写了许多颇具宣传效果的诗歌、散文和小小说，“那是我们最初的文学创作，虽然稚嫩，可至今难忘”，她说。

　　庞旸还特别提到办板报。那时学校的板报老师从不插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一律交给学生去做。这无疑给了志江和她的同学很大的发挥空间。放学后，同学们常能看到一个女孩儿在大操场板报前，念着自己写的文章和诗，一个男孩子往黑板上写字、画画。他们还利用板报开展团支部的活动。那时的志江，俨然是一位学生领袖。这一切无疑都锻炼了她的社会活动能力。

　　当然，一六零中学的素质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小组。那时“开门办学”的风气甚浓，学生们要向“工、农、兵”学习，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术。庞旸说，那个偏院还是学工的车间，他们曾在那里学习无线电焊接技术。她还响应学校的号召，在班上组织过电工小组。当时她父亲是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副所长，她利用这点便利，请来电工所的专业人员给同学讲授电工知识。学农时，她还学习理发技术，为老乡的孩子理过发。现在看来，这些活动似乎“浪费”了不少学习时间，但那些动手的实践，确实对人的全面成长有好处。

　　一六零中学的学习生活有苦有甜。那时的校舍虽说是王府大院，却已经破旧不堪，夏天倒还好说，冬天可是真冷啊！值日生不仅要早早到校，打扫教室，更要提前生好炉子，不让同学们挨冻。那时志江的家搬到离校很远的和平里，骑车上学要一个小时。若是赶上值日，她五点多就得起身，冒着寒风往学校赶，手都出了冻疮。尽管这样艰苦，可志江没有抱怨过一句，她觉得比起在五七干校当童工来这已经强百倍了。也正是这样艰苦的生活，让庞旸的意志得以磨练。

　　庞旸还饶有兴趣地谈起上学时的趣事。学校紧邻西单商场，当年志江和几个女同学吃完午饭，常爱到商场逛逛。女孩子们嘴馋，如恰巧兜里有点零钱，就买些话梅、糖豆什么的零食，边走边嚼。但她们回学校时却要格外小心，若是碰上那位严肃得令人生畏政治老师，要赶紧将零食收好，否则，一通“资产阶级小姐习气”的训斥是免不了的。

　　在一六零的两年，提升了庞旸的能力，开发了她在文学方面的兴趣，磨练了她的意志，也让她结交了许多一生的挚友。正当她信心满怀，准备在这所赐予她又一次学习机会的学校学出一片天地的时候，命运又和她开起了玩笑。

　　六、一路春光

　　高中学习的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高一时的高效学习只延续了一年，便在“白卷英雄”张铁生和“反革命小将”黄帅的干扰之下，在“返回潮”和“开门办学”的折腾中难以为继了。1975年初，虎头蛇尾的高中岁月以毕业而收场，志江又一次打起了背包，到京郊插队落户去了。

　　对于下乡插队，起初庞志江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她是一个热情的团支部书记，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应该带头。毕业前部队来招女兵，那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但她没有报名，宁愿去插队。这在当时还被作为毕业生相应号召立志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一个典型，进行表扬。

　　但真的来到贫穷落后的京郊农村，过上了和当地老乡一样艰苦而闭塞的生活，她才体会到当初那种激情浪漫是多么不切实际。在乡下，她担任“知青”小组长，和同学们一起，跟着老乡将那四季农活干了个遍：春天播种、麦田除草、值夜班浇水，夏天割麦、打场、抢种秋庄稼，秋天大田收获，冬天出民工挖大渠修水利，他们的手上磨了一层又一层茧子，赶上“双抢”（抢收抢种），累得连上炕的力气都没有。就这样，他们每天干下来的工资只有几毛钱，将将够自己的口粮，其他用度还要靠家中支援。有一年夏收连降大雨，生产队的麦子焐了，他们整整吃了半年发霉的粮食。

　　但志江的精神面貌仍是积极的，在艰苦劳动之余，她每天出工前为乡亲读报，傍晚收工后主持大队广播站的广播，还帮队里排练节目、办展览。因为表现突出，曾被评为“优秀知青”。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头，严酷的现实还是不断冲击着她单纯盲目的内心世界，令她感到迷惘。当母校请她回校给学弟学妹们将讲下乡体会时，她审视社会的眼光已经多了几分凝重。

　　1976年是中国大灾不断、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一年。这一年，庞志江和同学们在农村，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去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吉林陨石雨、粉碎“四人帮”，终于迎来了十年噩梦的结束。国家开始走上正轨，千千万万青年人的命运也开始发生改变。

　　1976年底，志江被招工回京，当了一名中学教师。这年20岁的她，又一次自作主张，将名字改为“庞旸”。这次改名，也许意味着她与“十年”颠沛、动荡生活的告别，也许标志着一个新的人生历程的开始。

　　1977年，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庞旸，正在北京二一五中学担任初二年级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一个天大的喜讯向年轻人飞来——肖美老师当年的预言应验了：1977年，中国在推荐制退出历史舞台后，终于在万众欢呼之中恢复了高考制度。这对倍感知识准备不足的庞旸老师来说，无疑是个雪中送炭的好消息。于是，在紧张的教书之余，她开始悄悄复习起荒疏已久的高中课程。但她任教的中学因为缺教师，一开始并不同意她和另几个青年教师报考。经过一番争取，他们终于在考试前一个月拿到了报考资格。临时抱佛脚般的突击准备，紧张而兴奋的三天高考后，她终于拿到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大学四年的生活是珍贵而难忘的。这期间，他们经历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经历了思想启蒙和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告别封闭和愚昧，拥抱世界上一切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那时候，被称为“新三届”的“77”“78”和“79”级大学生，只感到一天24小时太短。他们像久饿的人一下面对知识的盛宴，饕餮般地在课堂、在图书馆、在刚获解放的专家讲座中汲取各种有益的知识和学问。他们办文学社、诗社，排演话剧，办文学刊物，还定期举办各种辩论会、研讨会、朗诵会，观念碰撞，热情四溢。到了周末和假期，他们举办舞会，观看各大剧场、影院上演的歌剧、话剧和电影，用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到京郊和外地旅游。在这些活动中，始终活跃着庞旸的身影。她曾在班里排演的田汉话剧《湖上的悲剧》《咖啡店一夜》中担任女主角，曾是学生诗刊《求索》的女诗人，也曾是自行车远征队的女“骑手”。至今回想起来，庞旸说：“我们的大学生活，从物质上来讲，没法和现在相比；但在精神上，却要比现在丰富、充实得多。”

　　毕业之后，庞旸被分配到了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担任机关秘书。在现在看来，这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国家公务员待遇，有机会得到高官厚禄。可在当时，庞旸和她的同学却并不喜欢呆在机关，他们的追求是专业上学有所用，干一份实实在在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在旁人不理解的目光中，她走进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刊编辑部，为社会上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办一份教学辅导刊物。这一干就是十年，从《语文学刊》，到《文科学刊》，再到《英语学刊》，庞旸为了提高每一本学刊的质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编好《英语学刊》，她还业余自学了英语专业第二学历。

　　在广电大学学刊编辑部里，庞旸凭借优异的表现晋升成为编辑部副主任，在1988年已是副处级干部了。就在她的事业顺风顺水之时，她再次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选择：放弃在广播电视大学待遇优厚、已有基础的工作，转行做起了职业出版工作者。那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她在大学时的老师出任中国和平出版社总编辑，为了充实本社编辑力量，这位学者型主编想起了自己得意的女弟子庞旸。而庞旸，也愿意尝试一种富于挑战性的编辑工作。

　　从1992年到2011年，庞旸在和平出版社整整干了近20年的图书编辑。从普通编辑做起，到编辑室主任、编审，她编了大量得到社会高度认可和好评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图书奖，在京城的少儿出版界也是小有名气，担任了中国编辑学会少儿委员会理事、北京科普作协理事。与此同时，她还撰写和发表了近400万字的文学评论、书评、散文、人物报道和科普小品等，担任了一些报刊的栏目作者，出版了两部长篇传记文学和三本散文随笔集，被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还参加过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庞旸以她在编辑、写作上的实绩，被称为手持“蓝、红两支笔”（蓝笔写作，红笔编文）的作家、编辑“两栖人”。

　　当然，庞旸的编辑生涯也不是没有遗憾。由于身处一个官僚味浓、管理体制僵化的出版社，她“编好书”的职业追求很大程度受到抑制。她觉得如果环境再好一点，自己能够为读者编出更多更好的书籍。尽管现实中有着诸多不如意，但她还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份理想，始终坚守在编辑岗位上，凭着自己扎实的职业素养，默默地日复一日干着那平凡琐细的文字工作，并为培养年轻编辑甘当人梯。

　　如今的庞旸，已经退休，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看过世情万千的她，如今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与世无争的恬静气韵。她并没有放下从事一生的编辑工作：帮一些出版社的朋友策划选题、审稿、带年轻编辑；同时，继续耍着手中的“蓝笔”——写自己的文章，出自己的书，并应付各个报刊的稿约。只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她再干这些老行当时，少了一些“职业使然”的味道，多了一些“兴趣优先”的潇洒和随意。

　　七、寄语未来

　　对于母校，庞旸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如她自己在一篇名为《母校寻踪》的散文中说：“回首往事时，我们不得不充满感激：若不是当年母校肯收留我们这些流浪归来的北京弃儿，我们就不会在那‘回潮’的两年里得到知识的滋养，也就不会在1977年获得改变一生的机遇。”是啊，庞旸这一批生逢动乱年代的民附（即一六零中学）学子，怎能不感谢母校的恩泽？可以说，他们的成功正是由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也就是当时的一六零中学缔造。

　　对于母校的未来，庞旸也有着一份深沉的祝福。本来采访之前还在迟疑到底要不要将今年母校亮眼的高考成绩向老校友汇报一番，不成想还未待我们开口，庞旸老师便先问了起来。听说了学校蒸蒸日上的近况，她的眼中平添了一分喜悦的神色。那一刻，我明白了她对母校究竟有怎样的一份感情。那是一种对母校的眷恋，一份对校友的期许，就像每个中国人，虽然不一定都是运动员，却都希望着能将五星红旗升起在奥运赛场上，那是一份骨子里升腾出来的荣光。正如母校之于庞旸，母校的灵魂已经融入了她的灵魂，二者早已荣辱与共。

　　在于庞旸老师谈及“九零后”这个敏感话题时，她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宽容。作为一名学者气息浓重的文人，她对人对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真诚的宽容。她举了自己儿子的例子来表达了她的观点：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彼此不要强加干涉。在生活的教育下，再不懂事的孩子早晚也会枝繁叶茂地成长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她的目光依旧平和。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才能有这样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胸襟？这个大气的女子让我不由得为之折服。

　　庞旸老师的人生信条，就像她在《牌戏人生》中写的那样：正如印度前总统尼赫鲁的一句名言：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牌戏人生不等于游戏人生。它意味着，在人生的牌桌上，要尽力打好自己手中的每一张牌。人生需要拼搏，需要理想。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她才被著名学者张行中先生赞为“有着悲天悯人的仁心和济世救民的雄心的侠气女子”，被作家舒志刚称作“有才气而又大气的北方女子”。她身上的理想之光，始终夺目耀眼！

　　后记

　　坐在地铁上，翻看着这本流淌着思考芬芳的散文集，突然灵光一闪。仿佛有一道名为理想的光芒从书页中闪射出来，照亮我心底。

　　正如庞旸在书后所说：“正如印度前总统尼赫鲁的一句名言：‘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牌戏人生不等于游戏人生。它意味着，在人生的牌桌上，要尽力打好自己手中的每一张牌。”人生需要拼搏，需要理想。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与庞旸老师的交流中，我对这样两个词印象深刻：生命的内驱力和英雄主义。是的，庞旸用她的人生为这两个词做了最好的注脚。所谓生命的内驱力，不正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而产生的向上的生命力吗？若没有这种力量，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如此坚定、如此勇敢地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并一步步成为生活的英雄？正是这样的一股力量，让她从庸俗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成功的一种象征，活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而所谓的英雄主义不就是一种不止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为了大家着想的情怀吗？这样的一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千年，在不同的时代闪耀着相同的灼灼光芒。若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庞旸只会是一个缠绵闺中的小女子，而不会是这样一个“有着悲天悯人的仁心和济世救民的雄心”的侠气女子①。由此看来，正是深藏在她心中的远大理想和她坚持理想的力量才成就了她今日的成就。

　　如果说，她初中毕业写的《理想之歌》，还带有盲目和乌托邦的色彩；那么当半个世纪的沧桑走过，再谈理想，则少了那些虚幻，多了实实在在的内容，那就是：在人生的牌桌上，尽力打好自己手中的每一张牌。

　　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周身都被理想的光芒笼罩，让她在仆仆风尘之中也有无法掩盖的绚丽色彩。而这道光芒，也在她洗尽铅华之后，成为了她最值得称道的妆容。

　　这样一个“有才气而又大气的北方女子”②，豪爽而富于人文气息。她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永不停息的追求深深打动了我。她的生命必会因她的智慧而绵延不息，而她的追求和她的理想也必会因为她的坚守而成为一尊雕像。我深信不疑。

　　①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对庞旸的评价，见《牌戏人生·序》

　　②作家舒志钢《巾帼英气不让须眉——读庞旸的散文集〈牌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