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学生李美林

　　初到北京

　　1962年的那个初秋，是年少的阿思奇第三次来到北京，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民院附中。在此之前，他曾在上小学时来过两次北京，对北京比较熟，所以那次远离家乡，并没有给他带来生疏感。只是因为自己初中学习基础不太好，他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进校第一天，国家民委的同志和内蒙来的新生谈话，勉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阿思奇看着自己初中毕业的成绩，一阵羞赧，他咬了咬嘴唇，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在宽敞的长安街上，他第一次听到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声——“东方红”，一瞬间，年轻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仰望着首都的天空：新的人生从此开始了！“那感觉真是永世难忘啊”，阿思奇笑着说。

　　师恩厚重

　　在附中，阿思奇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但在外地学生中，他比较熟悉北京，在北京学生的眼中，这个来自内蒙古的男生讲一口北京话，并不那么土气，因此与班上的同学很是亲和。所以高一他就被选为班体育委员，是个热心班级工作，与人为善的学生。他努力学习，很快赶上了北京的教学进度，还利用星期天补习功课，考试成绩显著提高。他常说，附中的老师学识渊博，够自己学一辈子的。虽然他喜爱语文、政治、历史等文科课程，但对数学、物理等理科课程同样有浓厚的兴趣。高考时，他先是准备学哲学，但赵秉章主任让他考理工科大学，戴明强老师又动员他报考军工院校。他听从了老师们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的引导，考取了国防科委系统的太原机械学院。离开母校后，他一直惦念着曾经谆谆教导过自己的老师，还利用回北京实习的机会，经常回母校探访。在“文革”初期，当他看到校长和老师遭遇批斗，一边宽慰自己的师长，一边告诫年幼的校友要注意运动的政策。在他参加工作后，虽然自身境遇也很艰苦，但还是时常回校看看，用青年时期的美好回忆鞭策自己不断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他不无感慨的地说：大学时期遭遇“文革”，基本上没有学到完整的基础课和专业课，主要是凭借高中的知识基础，依靠自学摄取高深的知识。而从机械技术转到企业管理，又从企业管理转到宏观经济；从工程设计转到经济理论，又从经济理论转到经济数学模型，再从实证经济研究深入到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研究，知识领域跨度大，学科门槛又高，要是没有在高中时期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做不到的。在参加工作的40余年中，阿思奇由工厂技术员、工程设计工程师、经济学副研究员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学研究员，跻身于国家级软科学家行列，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全国少数民族先进工作者。

　　祖父的教诲

　　阿思奇的祖父曾在蒙藏学校任教，那时候老先生的名字叫做包豹忱。当时的蒙藏学校有不少进步教师和学生，是内蒙古早期革命火种孕育的地方，1925年，在蒙藏学校任教的祖父参加了由李大钊、赵世炎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来又返回内蒙古东部，发动了民主革命。阿思奇来民院附中学习前，祖父给他提了很多要求：“要努力学习，往出息道上走。”祖父还告诫他：“学海无涯，要把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都学到是不可能的，但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见识，学会识别求学的方向、学会选择求知的方式、学会鉴别知识的真伪，这比多读一些书更重要。要懂得在学识和见识之间作恰当的选择。”在后来的日子里，阿思奇遵循祖父的训诫，依据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不断转变自己求学的方向，从自然科学转到社会科学，从技术专业转到理论研究，最终在数量经济学领域创立了我们国家的多个第一，奠定了学科带头人的地位。

　　最难忘的

　　“我对附中最深的印象是别看学校不大，但老师的资历都很深，尤其是到了高三年级，学校给我们配备的老师都是最有经验的，这是我们的福气。”阿思奇不无感激地说。他一口气说出了许多老师的名字：教语文的袁先生、教数学的胡先生、教化学的詹先生和高先生、教物理的李先生、教外语的邵先生、教政治的刘先生、教历史的王先生，还有教导处的赵主任，“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品德也很高尚。”阿思奇最敬佩的老师是教数学的胡先生。胡先生崇尚独身主义，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她有好几个特别之处：一是她独特的沙哑嗓音，使得学生必须竖起耳朵听她讲课，生怕一不留神落下哪一句；二是她吸烟，让人觉得她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身材矮小，但习惯性地端着肩膀站在课堂上讲课的样子却极威严，令人折服；三是她的教诲富含哲理、耐人深思。四是她不偏向哪个学生，响鼓也要用重锤。在高考前，她对阿思奇说：“不要全面开花，复习功课要抓住重点和基本原理，那些题跑不出这个范围。”阿思奇按她的教导复习各门功课的基础概念，终于考上了大学。

　　在附中的时候，阿思奇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政治和语文，最怕的课程是俄语。“因为我初中没有学过外语，但是到高中一上来有俄语课程，而我连“АБО”都没学过！”俄语老师邵方先生第一堂课就提问他，让他上讲台听写，同学们都替他争辩说：“人家没学过！”可邵先生说：“没关系嘛，先练一练！”所以俄语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经过科代表吕大萍给他补课，他的俄语进步很快，还得益于蒙语和俄语发言上的接近，经常在课堂上做示范朗读。

　　阿思奇对高中数学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解：高中的数学很深奥，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很大的冲击，数学的基本定理、计算公式像解题的钥匙，代数、几何、解析几何、导数这几门课的知识层次逐次升高，由直观到抽象，它们之间又有很强的连续性，知识结构很严密，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很好的锻炼。只有掌握好基础，才能算对题。那时的他很重视每个定理的求证，“只有亲自证明了，才能记得住、用得活。”那时他很喜欢一本叫《波波夫趣味数学》的书，把里面的数学题都计算过了。“这本书与现在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差不多，既能巩固课堂知识，又能提高对数学的兴趣。”他还参加了北京数学小组，每个星期天都去听大学老师讲课，数学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快。“上小学时算数经常考不好，家长总骂我笨，到高中能学好数学，对自己也有信心了。”

　　“我那时还很喜欢兵器，尤其是飞机，订阅了《航空知识》杂志，还参加了北京航空小组，每个星期天都到女十中听北航的教授讲课，我根据照片绘制的“轰五”三面图得到了教授的夸奖。”阿思奇骄傲地回忆道。

　　那个年代国内政治问题、国际政治问题都很多，“我们干部子弟比较关心时事和政治，而且自己是团员、是班干部，学好政治课才能起带头作用。”当时的政治老师刘玉华先生，教学方法很新颖，她把全班的椅子围成圈，大家都朝中心坐着，一起讨论中心议题，而她则坐在最外面听大家的发言，之后做总结性的归纳和深入的讲解。这样的形式同学们很欢迎，发言都很踊跃。

　　“那时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们也走向社会做好事，锻炼自己。比如，堂子胡同有革命老人徐特立的寓所，我们经常去帮助打扫卫生，老前辈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和革命传统，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为了提高自己和同学们的思想政治水平，阿思奇还从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青年思想读物，三年攒下来有几十本，放在一个空书桌里供全班同学传阅。

　　厚积薄发

　　阿思奇参加工作以后，尽管换了很多个工作单位、工作性质变化较大，但高中学的数学政治、语文这三门课仍是他最主要的基础。“数学方面，我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搞设计先要做计算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的计算是基本功；后来做经济计量学和系统科学研究，也是做数学模型；那时候经济学研究领域里会数学的人不多，领导看上我了，我就做了全国第一个经济数学模型，还做了财政模型、计算出最优所得税率，这个成果报到国家税务总局后，经国务院批准使用了20年，这期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20多倍，经济增长保持在9%以上。学习数学能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这对任何工作都很重要。”政治上，阿思奇高中时就和同学组成了学“毛著”小组，买了《毛选四卷》，到了大学又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后做过团委书记。“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政治觉悟不强是不行的，我没有犯派性错误、没有参加“打、砸、抢”，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这都是高中时政治课学的好的原因。就是后来从工程技术专业转向社会科学，还是与政治课有缘份，无非是把高中时学的价值、劳动、资本等概念再深化和钻研罢了。没有这样的基础，他后来不可能怀疑到中文版的《资本论》把马克思的原话翻译错，并查对了德文版的《资本论》，找出中文版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应实行“Gesellschaftlich Eigentums”（即社会所有制）错误地译为“公有制”，揭开了我党在建国后一直围绕着“左”的路线犯着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错误的谜团。”他的这个发现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五大”部分地采纳了他的研究发现，能做到这样，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说到语文课的重要性，阿思奇愈加激动：“当领导、作报告虽不像搞文学创作那样需要好的口才和文笔，但也要文理流畅、言辞精炼！尤其是转到社会科学研究和中央机关工作，写作能力非常重要，所幸的是，我在高中时期就很喜欢语文课，还是我的强项，这又得感谢母校的教育和袁先生的培养。高考的第一门课就是语文，我们到北师大参加高考，拿到语文考卷，我很快就答完了古文翻译和其它语法题目，接着又很快写完了“论红与专的关系”那篇作文，提前30多分钟交了卷。等我第一个回学校时，教研室里的老师们还奇怪——这么快就考完了？后来在大学，知道自己的语文考了97分（满分100），作文得的是满分60分。现在我还爱写散文、诗词和小小说，都是受益于中学的语文课。”

　　我得到的

　　阿思奇在学校时期担任学生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附中的三年，按时间顺序，他担任过体育委员、支部宣传委员、班长、校民兵连长。“担任学生干部使自己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有不少提高，以后在大学甚至是工作后，这方面的基础仍起了不小的作用。那时候同学们的年龄都差不多，谁管谁呀，当干部就是多关心同学、多帮助同学、大家一起进步。”他在附中当班长的时候，利用假期不回家的时间走访了大部分同学的家庭。“有的同学家境很艰难，我们作为学生也帮助不了什么，但是对同学的了解使我们能更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促使大家专心学习。“我们班三年里都很团结，干部们也很合作，在高中毕业前的紧张备考时期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同学们毕业这么些年还惦记着那个班的主要原因。”他如是说。

　　应对生活

　　“我最后的职务虽然当到了司长，但也只是业务部门，没有什么特权可以利用，就是这样，我还是尽心尽责，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为测算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和我国的综合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上为国家争得了地位。”

——阿思奇       

　　阿思奇毕业后先到水利工程劳动锻炼了三年，冬天就在冰天雪地里施工，条件十分艰苦。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当上了土石方工程标兵，还破例被选去搞工程设计；在工厂当过车间主任和团委书记，他经常加班，不怕辛苦；上调到区工业局也是业务骨干和技术负责人；经省委选拔后调到省社会科学院编制区域经济规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的初创工作也很得力；被国家统计局选调后职务不断晋升，最后任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兼国务院国际比较专家小组办公室主任，获得全国少数民族先进工作者称号，他晋升为宏观经济学研究员成为国家级软科学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待遇。“这些成就主要源于自学和自我完善，刚毕业时顶着政治压力，经常遭训斥，但自己有技术，怎么也得使用吧。”他在高三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在70年代又写过几次，有两次都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都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如愿。所以那些政治压力给他造成的阻力和伤害便可想而知。要说国家的的培养，主要是在后期。不过阿思奇也因此树立了学术立人的志向，对从政当官没有什么兴趣。

　　阿思奇的爱好是音乐和写作。在附中时他就参加了乐队，“当时安排我用大提琴伴奏，还吹过低音号，参加了国庆游行和晚会。”在大学和工作以后，他写过许多歌曲，“毛主席的诗词我配了不少谱，也写过校歌、厂歌和职业歌曲。音乐可以鼓舞个人的意志，也能陶冶性情。我还经常写诗词，抒发人生感慨和志向，几十年积累下来受益匪浅。”

　　附中精神

　　阿思奇在附中上学的时候，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附中的经费很紧张，办学条件限制了招生人数，在全市的中学中，人数最少。而当时几个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学，像101、育才、八一，他们的规模都比较大。相比之下，附中的“门楼”比较低。从生源看，因为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差，来附中的同学学习水平有限，高考入学率很低。“因此我们没有觉得作为民院附中的学生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学生们对附中的印象是“条件差、教师老、少结合（因为不少青年教师是留校生，教学水平有限）、考上大学的人少。与当时附近的师大女附中相比，我们总有自卑感。”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压力逐渐减少，民族工作地位上升，民族干部的教育培养受到高度重视，中央民族大学和附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我的经历和体验看，附中精神集中体现在：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学生团结一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为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这是我们附中的良好传统，至于能否体现我们母校的传统和附中精神呢，让我们共同领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