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蒙古族1957届）

　　附中的六年是我成长的六年，幸福的六年，永远值得怀念的六年，附中永远在我心间。

　　一、民族大家庭

　　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新生入学注册。记得在七号院教导处大房子前面，有老师也有高年级的同学在帮助新生登记。我照例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对方问我出生年月日，我只知道属兔，十月初八生人，老师对照万年历告诉我是阳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从此之后在我的履历中，出生年月日一直就记载着阳历1939年11月18日。

　　附中规模不大，师生员工加在一起也只有三百余人。初一到高三各年级都齐全，有的是一个班，有的是两个班。我们那年初一只收了一个班，总计四十多人。从民族成份看，蒙族居多，其次还有藏族、朝鲜族、回族、彝族、乌克兰族等。分别来自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十多个省份。年龄小的在十二三岁，大点的接近二十岁，比如王淑清（齐格日玛）当时就有十八九岁。我们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不论你民族、出身、性别，一律是官费——供给制。

　　学校供吃、供穿，供给书籍文具，每月还发二元五角津贴费。除了附中的光荣历史，较高的教学水准之外，地处首都北京又享受官费供给，也是吸引我们这些苦孩子的重要因素，我们以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而感到十分满足。所以，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区，属不同民族，原来生活差异很大。但从第一天起，大家就吃一锅饭，喝一炉水，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亲如兄弟姐妹。到五六年高一开学之后，从民族学院转来一班，混到我们一起，更增加了新的民族成份：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族、壮族、苗族、侗族、东乡族、傣族、瑶族等。最多时我班曾有十六个民族，的确是一个和睦的民族大家庭。

　　二、授业育人的好老师

　　附中的师资力量强，教学设施齐全，在当时的北京市也是数得上的。我们的任课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是清华和燕京等名牌大学毕业生，也有的是留学生，就是教体育的两个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譬如数学教员赵丕章、李振纲和胡玉芬老师，以他（她）们精湛的教学艺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教育感染了我们，我们永生不忘。赵先生（当时北京尊称老师为先生）教我们初中代数，他讲课生动活泼，说话幽默风趣，把讲述、板演、提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尤其注意板书，抽象的公式、死板的字符到他手下，一个个好似活的一般，那么秀美有神，让你听得有味，看得入神，注意力还不会分散。记得一次讲因式分解，他在黑板上写了个算式，提问一名女同学李万荣，叫她讲出如何合并同类项。李是辽宁人，说话中带着方言土语，她站起来手指黑板言道：“把这边拉的挪到那边拉，再把那边拉的挪到这边拉。”赵先生马上学着她的腔调问：“到底是哪边拉呀?”逗得满屋哄堂大笑。

　　胡玉芬先生学术造诣颇深，教高中数学。她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教育事业，清华大学请她去任教她都没去，她终身未婚，视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子女如亲人，实在舍不得离开。她在“文革”中受冲击，是学生们出面保护她。胡老师退休后到呼和浩特，受到百余名学生的隆重接待，百年之后还是她的学生们为她办理的后事。几十年师生的情谊太深厚了。

　　史地组的王好问先生身怀绝技，据说他在日本的军校学过测绘，所以他的地理课讲得特别好。突出的特点是活泼、形象、直观。无论是中国地理，还是世界地理，他都能讲得出神入化，使一门看似死板枯燥的课，变成了一门生动活泼同学们爱上的课。他备课娴熟，往讲台一站从不翻书，而是先往黑板上画地图。他画地图既快又准确，画上轮廓之后，随着讲解内容的延伸再一条河流一条山脉地往上填，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往上点。书中的内容他扼要点明，还穿插许多有关某国某地的风土人情。课讲完了，图画满了，下课铃声也响了。同学们好似进行了一趟有趣的旅游。在五十年代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王先生自己动手创办了一个小型实验室——沙盘和幻灯结合的实验室。王先生的沙盘做得特别好，除了没有声光电这些现代化条件外，其他一应俱全，其精巧逼真程度不亚于现时的许多展览会陈设。幻灯机虽然简陋，但是能经常为我们介绍一些异国的风情。王先生讲课同学们爱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脑子里的地球、国度、中国的山川、物产等等，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讲课时的音容笑貌也是我记忆最深的，他是一位充满朝气，富有敬业创新精神的好老师。

　　说到老师，附中的学生还会异口同声地赞扬一位备受师生尊敬的生物老师任小田先生。任先生岁数较大，教书多年，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教的动植物课在当时的西城区乃至整个北京市都是有名的。不知那时有没有学术头衔，要按现时的标准衡量，他肯定是位特级教师。能够足以表明他高水平的，是他曾受聘参加全国高考试卷的命题工作。五九年这年他没参加此项工作，为我们班报考农医类专业同学做复习辅导。他凭着多年的经验，知道毕业生应该掌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高考出题老师（多是他的熟人、朋友）喜欢选择的重点又是什么。所以他胸有成竹地引导大家复习，把考前的复习划分成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复习重点。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他把复习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后交给大家十道题，嘱咐同学们一定要熟记，并预言考题就在这其中。果不出所料，绝大部分考题都被他猜中，我们的同学生物考试均取得了好成绩。还有教语文的朱先生、袁先生，教蒙文的敖目布先生，教历史的高增泉先生，教化学的高宪仁先生，教俄文的两位孙先生，教体育的陶先生和马先生等等。我热爱他们，他们言传身教，传经授业，不仅教我们知识，而且教我们如何做人。在他们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敬业奉献，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平凡而伟大。在他们的教导下成长，我感到十分幸福。

　　附中的教学设施，在当时条件下，不能说是先进的，但可以说是齐全的。我们每个班都有自己固定的教室，上课自习全在其间，十分方便。学校有仪器充足的理化实验室和藏书颇丰的图书馆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体育器材和管弦乐器。只是由于校园狭窄，运动场小点，有三个蓝球场和一条弯曲的百米跑道。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保证。

　　三、多彩的文体活动

　　少数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子弟承继了这个传统，在附中这块沃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学校很重视学生的文娱体育教育，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班都配备一两件弦乐器，有二胡和小提琴。于是每当课间休息和课外活动时间，就有几个好奇者吱嘎吱嘎地拉上几下，开始时是好奇，渐渐地有了感情就发展成爱好，慢慢地就能拉出调调来了，过一两年有的人竟成了校文工团的正式乐手了。

　　说到校文工团，我们学校在五十年代产生过一个颇有水准的文工团。这个团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合唱队，该队在五六年（或五七年）全北京市中学生合唱比赛中以一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而名震京城，夺得第一。当时的领唱者童乐歌（秀兰）就是我同班同学。文工团的另一部分是乐队，既有弦乐，又有管乐，几十件乐器的阵容也确实够气派。这个乐队除为合唱伴奏之外，经常参加庆典演奏。当年“五·一”和“十·一”都举行庆祝游行活动，我校总排在最靠近天安门的第一路。同学们身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又有乐队前头开道，场面十分壮观，吸引不少观众的目光。每当这时我们总感到十分荣耀和自豪，“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声喊得格外宏亮。我班的陈宝贵、马国超、德庆邦、伊希达赖、鲍国经等都曾是乐队的成员。文工团熏陶了不少青年，有的从此立志艺术，中学毕业后考了艺术院校。

　　附中的文娱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全校的文艺汇演，从初一到高三无例外地都准备节目，登台表演比赛。期间，我这个文艺细胞不多的人也参加了几次像样的演出。一次是蒙古族舞蹈《筷子舞》，记得有高峰、哈布尔、乌日娜、乌云、齐静梅和我等八人。再一次是和哈布尔一块唱二人台《五哥放羊》，哈布尔扮旦角妹妹，我扮小生五哥。这一次是化妆表演，整段曲牌从头唱到尾，我俩整台扭到底，虽说不算很棒，但也博得满堂喝彩。当年学校对文艺汇演是十分重视的，演出的节目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唱歌（清唱、对唱、合唱，汉语歌曲，少数民族歌曲），有舞蹈，有曲艺，有朗诵，有话剧，还有乐器演奏等等。参加演出的有学生，也有老师。观众是全校师生，自娱自乐，十分活跃。充满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团结友爱和青年人的朝气。说到演节目，不能不提到我们的俄文老师孙某。这位老师是旅顺人士，从小和苏联驻军接触，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每次汇演都登台献艺，拿手活计是诗朗诵，而且是俄文诗，普希金的诗。他表演很投入，除了声音上的抑扬顿挫之外，还加上形体与面部的表情。他面色发黑，没有化妆，灯光之下好似地沟里爬出的反派小丑，逗得观众哈哈大笑。除了师生自办文艺汇演外，学校还经常外请作家、名人到校讲课作报告，赵树理就曾到校作报告。学生会和区文化馆联系，常常弄来晚会票，让有关同学出席。学校通过这些举措来丰富课余生活，扩展大家的知识面和对社会的认知度。

　　看电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每月可看四次电影，平均每周一次，而且常是新片。当时北京电影票便宜，甲级影院票二角五分钱，乙级二角，丙级一角。我们常去首都电影院看新片。学校每月公费看一场，其余三场自己掏钱。学校文娱部长负责统一购票，各班的文娱干事负责各自班里的票务事宜。看电影多在周六晚上和周日休息时间。甲级影院新上映的片子都印有三十二开单页的宣传画页，开映前十分钟坐进影院刚好看一遍剧情简介。我看过电影之后都把它们留下，几年过后攒了厚厚一沓，可惜毕业离校时把它们扔了。看电影不仅是娱乐，更重要的是接受教育，接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记得许多电影看过之后能把精彩的台词背下来，有些好听的插曲，电影放映不久就流行开来。《董存瑞》电影我很爱看，台词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下来。《流浪者》插曲拉孜之歌我们许多人都会哼哼几句。为了增加师生看电影的机会，并且减少买票的开支，我校曾买了一部16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时不时地租片来放给大家看。

　　四月四日是附中的校庆纪念日。此时正值北京春色满园的大好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学校给学生发放夏季单衣——统一制做的学生服装。我们身着新衣，参加一年一度的春游活动，放松绷紧的神经，去领略大好河山。先后去过八达岭、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天坛等地方。那时条件有限，只能乘火车、长途汽车、加上步行。吃的东西也简单，几个馒头，外加一两个鸡蛋、咸菜就全有了。根本不知什么饮料，自己带上缸子或碗，学校能统一供应有限的开水喝就谢天谢地了。每当这时，我们这些长期在教室中苦读的学子，如同出笼的小鸟，别提有多么欢快了，尽情地唱、尽情地笑、尽情地闹，玩它个天旋地转，青少年活泼的天性得以重现。回想起来我对北京周边名胜的了解大多从那时开始，只因为条件限制，我们走的地方很少很少。

　　五十年代的北京，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白天都要举行庆祝大会，群众游行或阅兵，规模之大世界少有。如前所述，我们附中在游行的行列中都安排在显著的位置上。早晨七点多钟整队离校，到天安门东面的集结地待命，等九点开会之后，游行开始才慢慢地跟着前面的队伍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检阅。我们高举着彩旗，手捧鲜花，振臂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心情激动，热血沸腾，埋藏在心底里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都想在当时表达出来。眼望着天安门城楼，在人群中寻找日夜思念的领袖，无意中队伍放慢了前进速度，后面的推着前面的走，担当标兵的解放军战士有时还不得不小声催促快走。天安门前东西的距离不过300余米，游行通过至少用去半个多小时。等我们返回学校的时候，往往早已过了中午。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很快又投入了广场的狂欢晚会。

　　晚会会场东至王府井街口，西至中华门前，南至箭楼，北面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相连，范围之大也是世界第一。从晚上七八点钟开始，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和团体陆续整队来到广场，占领有利位置，在统一的广播乐曲声中跳舞、唱歌。九点钟之后，广场周围施放烟火。这个时候天上万紫千红，地上人山人海，歌声笑声喇叭声火炮声汇成一片，把个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心脏激活得沸腾起来。人们尽情地跳呀，唱啊，内心中充满了工作、劳动、学习胜利之后的喜悦，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每当这个晚上，附中的同学们都是晚会的热心参加者，往往要玩到第二天凌晨二三点乃至四五点钟才会结束。青春的欢乐与活力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十年代，学生中提倡“三好”，身体好为三好之首。附中很重视体育课教学和学生的身体锻练。体育课比较正规，十几个班级的学校有两位有经验的体育老师：陶权和马祖荫先生。他们教学认真，还有创新。除了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外，还组织学生进行班级、校级比赛；开展劳卫制锻练；介绍拳击知识——马先生当过拳击运动员。校园窄小运动场地不够，他们就提议拉土垫跑道，硬是造出一个弧形的百米跑道，解决百米课程无跑道的困难。

　　附中的同学十分喜爱体育锻练，除了体育课认真学练之外，每天的课外活动人人都踊跃参加。不大的校园，打球的，跳高跳远的，做器械的…所有能活动的学生都参加了进来，校园里充满了青年人的勃勃朝气。

　　我校的体育成绩相当不错。就拿蓝球来说，男子校队曾和大学生联队比赛，水平不相上下，女生校队曾得西城区冠军。蓝球在附中有广泛的基础，从初一到高三，几乎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球队。还有跨班级组织的，也很正规，都起有队名，比如“大青山”、“铁木真”、“银雁”……，有自己的队服，自己的蓝球和记分册子。每到星期六晚饭后至周日晚饭之前，三个球场上队间邀请赛一场接一场，比赛十分正规。友谊赛之外，学校每学期都组织正式的比赛。通过比赛锻炼了身体，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附中的排球活动不如蓝球普及，但水平也比较高，曾获得北京中学生比赛的第二名。长跑是附中男女同学都比较喜爱的运动。上课在胡同中跑，晚自习后到大马路上跑。记得有阵子我和班里的同学从学校出发，往天安门广场跑，往返一趟少说也有十公里。有付出就有收获。比如高三的同学中曾出现过扎鲁达等三位长跑好手。在那两三年中，无论是西城区中学生运动会，还是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都为学校在五千和一万米长跑项目上拿了好名次，争了光。他们三人当时都不留发，剃成光头，在跑道上十分抢眼，每每使参观者感到惊讶，“哪来的三个光头?”、“看!那三个光头跑到前面了!”他们像草原上的骏马驰骋，尽管开头可能不快，但是越跑越来劲，半程之后就脱颖而出。三个光头蒙古青年，那几年着实风光了一番。

　　我的身体素质并不强，加之不十分喜欢运动，所以尽管按要求完成了体育课学习任务，但成绩不突出。在校期间仅完成了三级劳卫制达标，取得田径三级裁判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