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敏（蒙古族1940届）

　　1934年暑假，我考入了蒙藏学校。过了一年之后，从内蒙来了一批新同学，其中有一位衣着朴素，举止端庄的同学，这就是我后来的挚友伊锦文先生。他比我大两岁。

　　伊兄是一位努力学习、一心向上、品学兼优的高材生。蒙藏学校的学生，都是住宿生。白天按时上课，晚饭后从七点到九点在教室里“晚自习”。学校的地址，紧挨着西单商场，地处西单的商业繁华区。商店的营业时间，一直延长到午夜。有一些同学在晚上出去遛大街、逛商场，这样就把晚自习的时间浪费了。但伊兄总是按时坐在教室里，做作业、复习当天的功课或预习次日的新课。每天早晨又提前早早起床，到教室里背诵语文，或在操场上朗读英语。我见他这样孜孜不倦、勤于学习，彼此交谈起来，也就日见亲近。他来自内蒙古土默特旗，家境贫寒，靠着亲戚的帮助，才来到北京上学的。我本人也是一个苦孩子，共同的境遇，使我们两人的情感与日俱增，成了互怜、互悯、互敬、互助的挚友。

　　1939年冬，一场大火，把西单商场烧成一片废墟。记得那天夜里、十二点刚过，经维林同学在宿舍院中高声喊道：“汪老师！（当时我们的训育员）不好啦！着起大火啦！”我从睡梦中惊醒，掀开窗帘一看，满院里落着红色的火炭，同学们也都起来，爬上屋顶、门楼或树上观看火情。火势一会儿比一会儿凶猛，好几丈高的火苗，照红了校园北面的天空。眼看着很大的屋顶，被熊熊的烈火吹上天空，然后又啪嚓一声掉在地上，使人心惊。耳听着消防队指挥灭火的号声，一阵紧似一阵，叫人心碎。当时的敖校长闻讯后，也从家里赶来，并和学校南边的洗澡堂取得联系，万一大火殃及学校，就让同学们到澡堂内躲避。有的同学便整理衣物和书籍准备避火。这时，伊兄在院中跑来跑去，查看火情的发展。过了一会儿，他满怀信心地说：“不用着急，我看北风不大，我们虽挨近火场，但起码还有一条胡同的空间，这火烧不到学校来。”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天亮火熄之后，我们出去一看，整个西单商场，被烧得片瓦无存。通过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伊兄临危不惧，坚强勇敢的精神。

　　1940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建筑系，又考上了北京邮局的邮务佐工作。这两者之间，何去何从，我难以决定，便向老师们求教。胡玉芬老师说：“你看，在考上邮局工作的人中，有不少是大学毕业的，你没有上大学，却和他们同样的工作，同等的待遇。你为什么不捷足先登呢？”我和伊兄商量，他也支持我到邮局工作。这样，我就放弃了学习，而到邮局就业了。

　　伊兄在中国大学读书时，中国大学离我家很近，他常到我家来聚会。我的老伴刘秀如是他同班同学，因此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互相畅谈。他经常表示，大学毕业后，要回到内蒙，兴办教育事业，提高内蒙人民的教育水平，唤醒内蒙人民的思想解放。

    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遗憾之情，念念于怀，总不能忘。后来得知北京邮政管理局内，有上夜班的工作，便想改上夜班，腾出白天的时间来上大学，经过一番努力，我在1945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中文系，于是我一人身兼二职，白天在北大上课，夜晚在邮局工作。

　　没想到的是，理想实现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在北大读了一年之后，我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病。在那个年代，人们对结核病非常害怕，就和现在的癌症一样，有的人得了结核病，就要休学或停止工作。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和妻子，如果他们知道，一定会要我保命治病的。我心里忐忑不安，犹疑不决。正在无可奈何之际，伊兄从内蒙来了，我非常高兴，便把心中的隐私据实地告诉了他。

　　伊兄乍听之下，非常惊疑，停了一会儿，他说：“你先别着急，没有过不去的事”，他亲切的对我说：“你现在身体觉得怎么样？吃饭睡觉都好吗？有没有异常的感觉？”我说：“还好，没有异常的感觉，就是心情不安。”

　　伊兄深思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是学化学的，生物学、心理学也知道一点。一个人有了病，首先要遵医服药，但精神支柱，也是不可缺少的，两者同等重要。得了病的人，如果心里没有坚强的精神支柱，心灰意冷，天天往坏处想，虽有良药，也难治愈。我的想法是：只要你有坚强的精神支柱，一切病魔都不会缠身的，你试试看。”

　　哦，精神支柱有这么大的作用！我想通了，我下定决心，既不休学，也不停职，且不告诉父母妻子。把心一横，干脆！继续干下去，活着干，死了算，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我苦干了几年，北大毕业以后，再检查身体时，我的右肺已经钙化了。伊兄一语千金，使我上大学的梦想成真了。

　　“文革”中，我的次子乌建华随着当时的一股洪流，被迫到山西芮城插队。后来，伊兄到北京看病，并到我家看望我们。交谈之后知道我的苦境，便主动为我想办法。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好，虽然刚刚结束15个月的“牛棚”生活，但仍在审查之中。他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把建华从山西芮城调到内蒙古土左旗插队。其后，他对建华的照顾无微不至，又不失时机地把建华调回北京，我们全家非常感动，又非常感激。要知道，当时他的4个子女两个去了兵团，两个也在下乡插队呀！这是我和伊兄的又一次难忘的交往。

　　1966年北京邮局成立了北京邮电学校，由于我有大学本科的学历，便调我到邮电学校任教，先教中文，后来又改教英语。一直教到67岁，我才退休。

　　不幸的是，1990年我的腹部感觉疼痛，经过检查和诊断，医生说我患了肠癌，需要住院进行手术治疗。北京的肿瘤医院是全国有名的，于是我在1990年3月下旬，住进了肿瘤医院。有病住院，是很平常的事，但要开膛破肚做手术，可就不简单了，必须慎重考虑，请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经过仔细打听探索，我选请了宿跃主任医师给我主刀。宿大夫经验丰富，手术高超，是一位理想的大夫。结果手术做得非常顺利，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伊兄精神支柱的说教，始终主导着我，战胜一切困难，使我很快地恢复了健康。手术后，我已安然度过了11个春秋，弹指一挥，今年我已八十有三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主刀给我做手术的宿大夫，就是内蒙古培养出来的医生，说到这里，我心潮起伏、汹涌澎湃。回想伊兄早年回内蒙古从事教育事业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啊！因此，我对我的挚友伊兄更加充满了敬意……

　　我怀念您啊，伊锦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