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的师资队伍是一支爱岗敬业、忠诚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师资队伍。各个历史时期的师资构成略有不同。50年代，以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为主，其中不乏北京大学等名校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60年代，又补充了建国后培养出的新人，因学校要人，都是以中央民族大学名义，所以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生也补充到学校教师队伍中。70年代至90年代，又补充了经过“上山下乡”等考验过的年轻知识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不断补充新生力量，充满了活力。

附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良师不少，这里仅选择几位略作介绍。

胡玉芬(1913—1988)，女，汉族，浙江慈溪县人，出身于数学之家(其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著名教授)。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与“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同班，成绩不相上下。1938年到校。当时，中华民族正在苦难中挣扎，整个国家正处在两种命运的决战时刻，她放弃了从事科研和出国深造的机会，婉言谢绝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第一流学府的聘请，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她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首先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于是，她毅然决定做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北京几所中学任教，最后选择了蒙藏学校，从教终身。这里，有她的事业，有她的理想，有她绵绵不尽的追求。1949年，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并担任学校工会副主席，主席等职。1951年，参加全国物理学会。1952年，任教研组长。1953年被评为北京市中学一级教师。1957年，她作为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被评为北京市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出席北京市教师群英大会，北京市名师。她的数学课，知识全面，例证丰富，逻辑严密，深入浅出，着重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任小田(1896—1990)，汉族，河北宝坻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博物部毕业。1930年到校，从教近40年，北京市名师。他的动物学、植物学课，讲究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解剖和实践，采集标本，喜用图表和数据，令学生学习兴趣浓厚，课堂气氛活泼，学生学得扎实。

袁钟姒(1912—1994)，女，汉族，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47年到校，到校前即为东北大学副教授，从教30多年，北京市名师。她的语文课，讲究语文的基本功，听、说、读、写样样落实，经常给学生面批作文，循循善诱，善为人师，深受学生敬仰。

陶权(？—1987)，汉族，河北省大兴县(今北京市)人，北京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北京市体育名师。从教30多年，对学生要求严格，善于组织大型体育训练和体育比赛，善于从多方面提高学生体育成绩，对篮球、排球、田径的训练尤有成效，使一些学生后来都达到运动健将水准。1959年九十月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65年9月，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均担任田径总裁判长。在北京市几次运动会上，均担任田径总裁判长。

赵丕章(1921—2005)，汉族，山西省应县人，194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即到校任数学教师。他的教学思路清晰，推理严密，例证丰富，善于启发学生从简到繁，从易到难，使学生容易学懂，是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1982年担任校长，1986年退休。

请看看一些校友对母校教师的回忆。

1983届校友、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凌昊莹回忆说：1980至1983年，我在这里度过了悠悠三年。给家里写信，总喜欢这样落款：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在这里，我结识了人生中最珍贵的人们，大家来自天南海北，却情同手足，那种超越血缘的亲情至今还在同学间荡漾着；在这里，我遇到了一生中最敬爱的老师，他们引领着青涩懵懂的我们走向自立、豁达。还记得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因为感冒扁桃腺发炎，吃了些磺胺类的消炎药，浑身出了小血点儿，当时不知是磺胺过敏，很紧张。那天早晨我在教室里早读，班主任王老师把我叫了出来，递给我一张北京市第二医院的挂号单，老师说让同学陪我赶紧去看病。看见老师一大早为我去挂号，我心里一股暖流，喃喃地说：老师，我可以自己去挂号，哪怕您带我一起去也行！老师什么也不多说，只是吩咐我赶紧去看病。当时正值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老师只想我能多睡一会儿，别影响紧张的复习。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眼前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清晨，春意料峭的长安街上，老师骑着自行车赶往医院；微寒的晨风中，老师站在长长的队伍里排队挂号……这么多年过去，这个画面始终在温暖着我，鼓励着我像老师那样地去工作，像老师那样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人们爱说岁月如歌，由跳跃的音符组成；我喜欢说人生如一串珍珠，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将它串起。当我们15岁离开父母来到北京，意味着不仅仅要求学，还要学会做人。在我们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时刻，在人生的那关键几步，我们很庆幸，遇到了一生中最敬重的老师们，他们不光教授知识，关怀我们，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言一行对我们思想的引领。当年告别小石虎胡同时，我的一位同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想把你留在眼里，又会怕随泪水涌出”。是啊，这已不仅仅是对母校、对老师的眷念，那座院子成了我们那一届也不仅只那一届学生的精神家园！

1988届校友、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主任编辑王春回忆说：记得是在上高二的时候，冬天的北京冷得要命，由于穿少了衣服，我一连几天发高烧。一次倒水喝的时候不小心打烂了热水瓶，烫伤了好朋友张曼的脚，害得她走路一瘸一瘸的。虽然她和同宿舍的姐妹们一直安慰着我，想想平时她对我亲姐妹般的好，我心里十分难过，充满了内疚和自责。也许是我的身体真的很差，也许因为内心的自责，我的感冒发烧一直不好，我就这么天天吃药睡觉，总是昏昏沉沉的。有一天我老说糊话，弄得同学和老师很着急，把我送进了医院。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也就是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同学们都去上课去了，宿舍里虽然生着火，但因为同学们都去上课，好久没加煤，火快熄了，显得很静、很冷。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一会儿想到了父母和弟弟，想到了他们的辛苦，家境的贫寒；一会儿又想到自己以前是尖子生，到附中后跟不上其他同学，学习压力很大，都不想读下去了；一会儿想为什么我的身体这样差，同学们都叫我“林黛玉”，最后又想起来烫伤好朋友脚的事……唉，总是觉得自己样样不如其他同学，让我心烦，让我自卑。大概九点多钟吧，我心烦意乱的时候，班主任王淑媛老师悄悄地推门进来了，先问问我的病好了点没有，问我冷不冷，又摸摸被窝。刚把手伸进我的被窝，王老师就惊叫起来：“你的被子怎么那么薄，这怎么行？怪不得老生病，下午我从家里拿床被子过来。”然后她又忙着打开炉盖，看看炉火烧得怎样。看到火快熄了，老师拿来煤球加上。火很小很小，新加的煤球根本不可能很快燃烧。这可急坏了老师，她蹲下来不停地掏煤灰，不停地吹火。火还是烧不起来，老冒着浓烟。看着老师因为被烟火呛着，不停地咳嗽，脸也通红通红的，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妈妈。记得小时候下雨或下雪的日子，妈妈总是怕我们着凉，不停地往火里添柴，可柴火被淋湿了，燃不起来，也是那样的老冒着一股浓浓的青烟。看着眼前的王老师，她像我妈妈一样总想不让自己的孩子受半点委屈，把爱全部献给了学生。

2006届校友杨欣仪回忆说，三年的相聚，老师的谆谆教诲像滴滴春雨浇灌我们心头。也许我们偶尔会抱怨老师太过严厉，也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但随着时间推移，雏鸟也能羽翼渐丰，当有一天我们能勇敢的搏击长空，在广阔的蓝天划出一道道美丽的青春梦想时，我们才发现老师的双鬓又过了寒冬，银白耀眼。总觉得老师像魔法法师，用灵巧的双手和美丽的心灵把我们从幼稚孩童变成懂事青年，能经受住社会的检阅。语文老师的魔法是诗词歌赋，拼音字句，让我们饱览祖国灿烂的文学长河，能作文演说，更能做人处世。数学老师的魔法是X Y Z边角线形，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也培养了严谨细致的学习态度和生活习惯。英语老师的魔法是语法词汇，歌曲谚语，开阔我们的眼界，丰富课余生活，也树立了我们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信心。地理老师的魔法是地图投影，风土民情，让我们了解地球的另一个角落的生活，也让我们明白世界如此之大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的不容易，从而珍惜眼前的一切。师恩点滴铭记于心。在附中的三年时光是我上人生中真正的金色年华，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是这里独立学习的环境让我充分了解“民族”这个名词的分量，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让我逐渐独立坚强，也真正认识了自我，明确心中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