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学校石虎胡同8号毓公府的东邻是石虎胡同7号。

石虎胡同7号明代时为延陵会馆，又称常州会馆或武进会馆。《花村看行侍者谈住》中说：“董心葵名廷献，武进人。偶过石虎胡同，有延陵会馆，门攲墙缺。心葵私计曰：‘此奇货可居也。’乃罄其3000金，饰除整饬焉。时周宜兴将介枚卜，敦请而奉为主室。始而骇，继而感，后则安焉。敬之爱之，尊之信之，千金万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内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真奇贾也。”

上述的董心葵，明末武进人，是一个无赖之徒，在北京结交东厂、锦衣卫的人，借势招摇。他偶然过石虎胡同，看到这个会馆门也倾斜了，墙也残缺了，认为这是奇货可居，可借之谋利，就出大钱将其整饬一新。

上述的周宜兴，就是周延儒，常州宜兴人，万历进士。崇祯二年(1629)任东阁大学士。次年与温体仁并列为宰相。古代以占卜选官，占卜谁吉利，就让谁当官，这就是“枚卜功臣，唯吉之从”，所以泛称选官为“枚卜”，明代特指选大臣为大学士，入内阁办事为“枚卜”。周延儒“将介枚卜”，就是将做宰臣。此人在官庸懦贪鄙，家人在乡也横行不法。董心葵看周延儒当上了宰相，又贪赃枉法，就使劲巴结，将这个宅院给了周延儒。这里成了周延儒的府第。

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打来，周延儒惊慌失措，请来僧道百人，在石虎胡同口设大法场，诵《法华经》第七卷，喧嚣一场。

崇祯十六年(1643)，清兵逼近京畿，周延儒自请督师，驻通州，避敌不战，虚报战功。不久就被人以十大罪状指控，被皇帝赐死，自杀而终。他在这个宅院总共住了14年。

周延儒死后，这个宅院被没收。清初，这里为吴额驸府。吴额驸，即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年(1653)，他娶清太宗皇太极第十四女为妻。民国年间出版的张江裁著《燕京访古录》中说，这里“共和11年，有人于宅掘出蟋蟀盆，用青泥制成，状极古雅。盆底有‘月如’二字印章，即三桂之号也”。在吴三桂之子的府第里，发现吴三桂用过的蟋蟀盆，这也是这个宅院确为吴额驸府的佐证。

长期以来流传这个宅院是吴三桂的王府，可能是因为它曾是吴额驸府的缘故。实际上，作为“平西王”的吴三桂，其府第不可能只是这么一个宅院。

康熙年间，吴三桂举兵叛乱，又自立为帝。吴应熊亦因此被族诛。这个宅院又被没收，为右翼官房。

雍正二年(1724)，重定宗学管学制度，改八所宗学为左右翼各一所宗学。次年，右翼宗学就在此办学。

宗学是清朝官办学校之一，专收皇族爱新觉罗氏近支子弟。右翼宗学专收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的宗室子弟。这四旗“禁旅”护卫从德胜门到宣武门的内城西部，在京城右翼，所以这所宗学称右翼宗学。

关于雍正、乾隆年间右翼宗学在石虎胡同，史有明载。《钦定八旗通志》中说：“右翼宗学于雍正三年初设，在西单牌楼北口石虎胡同，共房88间。”《京师坊巷志稿》中说：“右翼宗学，旧在瞻云坊北。”瞻云坊即西单牌楼。这两段记载，应属可信。

这个宅院1949年时房屋计为53间。如果加上第四进院和西墙根两处因糟朽而拆除的房子，则可与88间吻合。这里为右翼宗学校址应无疑问。

大约在乾隆十年(1745)至十九年(1754)间，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曹雪芹曾在这个宅院呆过，在右翼宗学担任抄写工作。敦诚(1734—1791)有首诗，题为《寄怀曹雪芹(霑)》，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24岁时在喜峰口写的。诗中写道：“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诗中的“虎门”，据红学家考证，就是敦敏(1729—1796)敦诚兄弟就学的石虎胡同右翼宗学。“数晨夕”语出东晋陶渊明《移居》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就是晨夕与共的意思。“西窗剪烛风雨昏”更是描述了他们相处之诚。他们在风雨之夜，不拘师生礼数，剪烛畅谈，或者发一通愤世嫉俗的牢骚。或者纵论古今和人生，兴致来潮则作诗唱和，不时以酒助兴。所以敦诚离开宗学以后，仍感慨系之，诗寄曹霑。

当时石虎胡同里还有一个有权势的人——傅良。《宸垣识略》中记载：“二等敦惠伯第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二等敦惠伯”即傅良(？—1777)，一作富良，是康熙、雍正时大学士马齐之子，镶黄旗人，姓富察氏。乾隆十四年(1749)袭二等敦惠伯，历官銮仪使，伯都讷、吉林副都统，绥远、吉林、宁夏将军，晚年官至西安将军兼领侍卫内大臣。曹雪芹大概常到傅良家中，所以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中又写道：“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弹食客铗”语出《战国策·齐策·冯谖客孟尝君》，这里意为做权贵之家的食客。“富儿”既泛指富贵人家，又特指傅良，语意双关，极为巧妙。

这个宅院东邻果匣胡同，有一哈姓人家，以扎风筝为业。曹雪芹亦精于此道，有《南鸡北鸢考工志》之作。公余之暇，他常来哈家，切磋技艺，指点如何扎架，如何彩绘。哈家得其技巧，工艺日臻精湛，不仅扎的紧，而且彩绘精细，在京城出了名。从此数代操此为业，每到春节厂甸庙会(在南新华街，正月初三到十七日举办，出售小吃、空竹、风车、风筝、糖葫芦等)，必设摊出售，人称“哈把风筝”，清末曾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⑧

看来，曹雪芹以右翼宗学为据点，既扣富儿门，也交往平民百姓，这也是深入生活。

乾隆十九年(1754)，因这个宅院房子“糟朽破坏”，右翼宗学迁到绒线胡同。《钦定八旗通志》中说：“右翼宗学……乾隆十九年移于绒线胡同内板桥迤东……”所以嘉庆时昭梿著《啸亭杂录》中说：“雍正中，特设宗室左、右翼各学，……左翼在金鱼胡同，右翼在帘子胡同。”帘子胡同就在绒线胡同内。

这个宅院在右翼宗学搬出两年后，就为裘曰修居住。裘曰修(1712—1773)，清大臣、学者。字叔度、漫士，江西新建人。乾隆进士。历官礼、刑、工部尚书等。奉皇帝命撰写多部著作，其中有《热河志》、《太学志》等。曾奉命勘察河道，治水有功。死后谥号文达，有《裘文达公文集》。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廿四日《内务府奏案》中说：“总管内务府谨奏，为请旨事。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廿四日内阁奉旨：交内务府于内城官房中查一所赏给裘曰修居住……现有宣武门内石虎胡同宗学，因糟朽破坏交回房一所，计86间。若通融粘补收拾，可以得住房四五十间……奉旨：着将石虎胡同房间赏给，钦此。”⑨

从这则档案可以看出：(1)右翼宗学搬走的原因是因为房屋糟朽破坏；(2)此宅院赏给裘曰修居住；(3)整修了，把糟朽严重不堪修复的房子拆掉了，80多间只剩下四五十间，这与1949年统计的53间完全吻合，看来从乾隆二十一年以来直到如今，这个宅院房子没有大的变化。

按清时制度，汉族大臣多数都住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以南右安门、广渠门、左安门以北的外城。只有极少数受到皇帝赏识的人，才可以住进内城，裘曰修就是其一。《啸亭续录》中说：“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外，地势湫隘。凡赁屋时，皆高其值，京官咸以为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諈诿，势所不免。列圣咸知其弊，故汉阁臣多有赐第内城者，如裘文达赐第石虎胡同。”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1728—1805)《潜研堂集· 潜研堂诗集·卷四》有《题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图》七首，其中一首写道：“趯台西畔有新庐，履道坊南宅不如。应为城居少花竹，天教销夏此闲居。”诗中自注说：“公赐第在长安右门西。”长安右门即西长安街上的一座砖石结构大门(已拆除)。诗中说的“新庐”就是石虎胡同这个宅院。它在中南海趯台(今称瀛台)之西，所以说“趯台西畔”。“ 履道坊”即裘氏原先在外城的住地。

裘曰修住进这个宅院时是工部尚书。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卒，总共在这里度过18个春秋。他虽官至尚书，但俨然学者风度。他的会客室门上端挂“好春轩”匾额，他死后匾额犹存，直至民国初年。好春轩的确切位置，纪昀(字晓岚，1724—1805)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记载：“厅事西小屋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依此按图索骥，很容易找到好春轩。至今房屋还是这般格局，只不过没有匾额罢了。

对这个宅院，清人多有记述，以《阅微草堂笔记》最详：“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朱筠与裘曰修都是乾隆进士，同为编修，裘为长者，志同道合，常有接触。纪昀应当来过这里，所记看来是可信的。此外，洪亮吉(1746—1809)在《更生斋文甲集》更具体地记述了裘曰修在好春轩待客的轶事：“裘文达赐第构一轩，名‘好春’。退直所憩，宾客门下往来者，于阍人率不关白，径入此轩。若已退直，则公必坐轩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岁值小除，诸人咸诣轩与公饯岁。忽司阍者至公侧耳语。公大笑曰：‘户部堂官岁尽分饭食银，亦不可告人耶？’即命清挈一囊至，泻出之，皆库贮大定50两。公数座中客若干，令各怀其一，曰：‘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润耳。’数不足，复命人取之，偏给乃止。”

裘曰修死后，这个宅院仍归其后人居住。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内务府奏案中说：“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遵旨查得历年赏给汉大臣等居住房间，有伊子孙居住者八处，并无子孙居住者五处……谨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奉旨：不必撤回，着仍赏给居住，钦此。”在其清单中记有：“……赏给裘曰修石虎胡同房86间，现系伊孙国子监学正裘元复居住。”⑩

从这则档案可以看出，(1)历年能得到赏赐在内城居住的汉族大臣仅13人，为数极少，裘曰修属受宠者；(2)乾隆末，这个宅院由其孙裘元复居住。

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裘氏后人将此宅院出售给安徽潘氏。潘氏在此居住了60多年。

光绪宣统年间，这个宅院连同西邻毓公府，都由朝廷购买，收归国有，拟在此两院建立海军部，与东城铁狮子胡同的陆军部遥遥相对，一“石虎”，一“铁狮”，以显固若金汤11。

计划尚未实施，清室却已倾颓。两个院子依然故我。

总之，这个宅院明时先后为延陵会馆、周延儒府第；清时先后为吴额驸府、右翼宗学、裘曰修赐第、潘氏宅。应当没有疑问。

民国初年，这个宅院与8号毓公府同为“官产”，由近代立宪派人物汤化龙(1874—1918)居住。

汤氏系湖北蘄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曾留学日本。1912年袁世凯窃国后，汤先后任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1916年袁死后又投靠段祺瑞，先后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1918年9月在加拿大被刺身亡。

汤氏住进这里后，其友田某在此猝死，接着汤氏也被刺，好春轩为“凶宅”这甚嚣尘上。其家属余悸未消，匆匆搬走。此院又为“官产”。由财政部财政金融学会使用。

1922年．在这个院子里筹办松坡图书馆第二馆。“松坡”是蔡锷的字。1915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时，他在云南首先举起义旗，发动了波及全国的抗洪(洪宪)护国斗争，迫使袁放弃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在日本病故。他的老师梁启超(任公)为了纪念他，打算创立松坡图书馆。1918年，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等到欧洲游历，搜集图书。先在上海筹办，后移北京，向北洋政府申请建馆用房。1922年10月黎元洪拨给北海快雪堂作为馆址。梁启超认为不敷使用，他在段祺瑞执政时当过财政总长，知道财政部有石虎胡同七号官房，财政金融学会借用。眼睛就盯上这个宅院了。于是跟财政部协商。财政部很快就将此院拨给了松坡图书馆。1923年11月4日各项筹备工作就绪，松坡图书馆在快雪堂举行成立大会。从此，以快雪堂为第一馆，专藏中文图书；这里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1924年6月1日，这里的第二馆首先开放。在这里参加筹备和服务的有梁启超、丁文江、蒋方震、蹇季常、蒋复璁、张君劢、徐志摩等。

住在好春轩的有蒋复璁、张君劢和徐志摩。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现代诗人，新月派的代表。早年留学美、英，回国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大学任教。1923年起在东坡图书馆任干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复璁、梁实秋主编的《徐志摩全集》中，有蒋复璁写的《徐志摩小传》，记述了徐志摩的这段生活：“民国12年，余因先叔之命，服务于北平松坡图书馆。志摩亦往同寓，日夕相处，达3年之久。”该书中《徐志摩年谱》也说：“是年(1923年——引者注)春，蒋复璁北上，仍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学分几已修毕，故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服务。此馆为梁启超所创办，自任馆长，蒋方震掌编辑部，蹇季常掌总务部，蒋复璁任编辑。先生任干事，协助英文函件。与张君劢及蒋复璁皆住该馆。先生《石虎胡同七号》一诗，就是住在这里时即景写的。”又说：“七月(1925年——引者注)……陆小曼病，先生兼程返国，与蒋复璁同寓清裘文达赐第之好春轩。”陈从周编的《徐志摩年谱》也说：“1924年(民国13年)甲子，29岁。与陆小曼相识于北京，志摩居松坡图书馆，这时他正任北大教授(校长蔡元培)，同里蒋慰堂(复璁)方服务于该馆中。……冬居石虎胡同七号，有《石虎胡同七号》诗。”

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中把这个宅院描写得可爱迷人。诗人以拟人法，描写了藤娘(藤萝)、柿掌、槐翁、棠姑(西府海棠)，还有小狗、小雀、小蛙、蚯蚓、蝙蝠、蜻蜓等。诗中充满了对这个庭院的陶醉，反映了在这个院子里的快乐生活。诗中写道：“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脸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这里的“蹇翁”就是蹇季常，也指和他开怀畅饮的同事。蹇季常是梁启超的智囊，一生好酒。所以诗中这样描写。看来这些文人工作余暇，常举杯对饮，乐在其中。

有举怀笑谈，也有激烈的论战。1923年，爆发了轰动全国知识界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其代表人物就在松坡图书馆筹备者中。科学派代表人物是丁文江(1887—1936)，早年留学英国，1916年创办中国地质研究所，是我国地质界开山学者之一。对立面就是张君劢。大量的外文图书源源“拿来”，各有所取，自有论战。

这院里的松坡图书馆藏有英、法、德、日文图书近万册，在当时的公共图书馆来说也就算可观了。文人学者们常来阅览，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铸成等。郁达夫《在回忆里》说：“民国十三四年之交，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老报人徐铸成在《北图忆旧》中说：“我在师大半工半读时，经常跑市内的图书馆，最常去的是梁任公先生主持、设在西单附近的松坡图书馆。”

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不久，蹇季常也去世了。这里的松坡图书馆无人执掌，经费也十分困难。只好把图书都搬到北海快雪堂，与第一馆合并。

1931年3月24日，蒙藏学校与松坡图书馆正式立契，以现洋9000元买下这个宅院，扩充校舍。为了扩大操场，将中间的院墙拆除，以致不了解情况的人把这两个院子混为一谈。

7号院是迄今保存完好，有证可考的真“古董”——曹雪芹遗迹，先后留下了曹雪芹、梁启超、徐志摩等众多名人的足迹，因而名著京城。

如今，这些历史遗迹都在蒙藏学校这个大院里。

现将石虎胡同7号的演变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