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有四所官学学生37人归并为补习班，以月租百元租孙家花园办学。

孙家花园在西安门西南角，建国后在扩展西安门大街时已经拆除，地点就在今西皇城根大街与西安门大街十字路口西南角。

一开学，达寿就遇到了招生难和学生程度不齐的问题。学校章程规定按各地学额比例招生，但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当时还不通汽车、火车，交通不便，很少有学生来校。内蒙各盟旗教育发展水平也悬殊甚大，各盟旗署对教育重视程度也截然不同。因而有的盟旗超额咨送，有的盟旗则一个也未咨送。章程原定分配比例已不适用。学生来校时间也早晚各别，时隔半年还有新生到校。预备班的录取标准虽定为“略同汉文汉语”，但有的竟一句汉话也不会说。已在当地小学肄业的和不懂汉语的学生统统在一个班里听课，讲授起来确有困难。但达寿一律实行“盟旗咨送，来者不拒”的原则。只要是各盟旗保送来的，即使初试不及格，也准予旁听补习，成绩及格，照样毕业。跟不上者只要愿意学习，仍准其跟班，准其肄业。但考试(当时叫“试验”)则是严格的，一律按教育部规章办理，毕业考试还要请蒙藏院(1914年5月蒙藏事务局升格为蒙藏事务院)和教育部派员会同监试。这种招收补习学生办法是借鉴当时德国的模式，对文化基础差而又渴望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曾起到积极作用。

达寿遇到的又一问题是校舍问题。转马台孙家花园是民居，可做教室的仅有4间，而且房间高度不够，窗户少，采光受限，空气窒闷。没有操场，也没有宿舍，学生在附近的唐古忒学舍住宿，一天来回跑几趟，与管理也有不便。达寿1916年4月25日呈文蒙藏院说：“本校校舍原系租赁，所有房屋本不合宜。开办之初，因陋就简，良非得已。本年添开预备科第二班，寄宿学生几加两倍，因之情形困难日有所增。约略言之，盖有数种：教室之内，空气、光线之重要。至于手工、理化两科，重在实习，实验室内布置尤与普通教室不同。本校虽有教室四间，教授其他学科尚属可用，其教授手工、理化两科，非狭窄及黑暗，于学生之视线于手工作均属窒碍甚多，此教室之困难者一也。教育主旨，德智体三者并重。体操一科种类繁多，本校因无操场，所有应行备置之体操器具均付阙如。……此操场之困难又一也。……”他提出以3.35万元另行建筑校舍，当因当时国库空虚，未能实现。

达寿办学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是经费问题。1913年《蒙藏学校章程》原规定招收预备科4个班，补习班1个班。但因经费困难，这一年实际上只开补习科1个班。全年经费才16532元。按章程，学生“膳、宿、操衣、靴帽、书籍、笔墨等件，均由学校备办”，经费当然紧张。3月份学生每人每月还有4元的伙食费，到了8月便减为2元。

1914年8月，蒙藏院下文称：“现因中央财政支绌，本院经费业已两月未经领到。……贵校经费向系撙节动支，……唯值此财政困难，亦应酌量核减……”达寿复函道：蒙藏学校学生“于蒙藏文学有根底者颇不乏人，而贫寒者尤居多数。今每人每月给伙食费2元，在公家年费能有几何？刻下国库虽称空乏，为造就边疆人才起见，似不当吝此区区之费。”不同意裁减经费。蒙藏院仍下令裁减，实属没有办法，只得裁减职员工薪，达寿率先将自己的月薪减为80元。

1915年1月，蒙藏院收到交通银行硬性搭配的储蓄票据百张，除在该院人员中扣薪购买外，也要求学校员工购买。达寿函复：“在校员役均极清苦异常，实无余力购此储蓄票。前月贵院所发经费搭放储蓄票百元，支配已极困难。仅为时未久，势难再令续购。……唯请将本校长一月份应领薪水全数该给储蓄票。

下面以表格形式图说当时办学的艰难：

达寿虽是科举出身，但其思想是开放的。从课程上看，1913年补习班第一学期开设的就有：汉语、蒙文、藏文、历史、地理、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法、交通政策、殖民政策等11门。1914年预备班开设的课程有：修身、汉文、蒙文、藏文、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地理、历史、博物、物力、化学、政治经济、图画、乐歌、体操、手工等18门。其特点是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具有民族特点。虽有博而不精、杂而不专之弊，有急于求成之嫌，但急于向边疆各族弟子传授科学知识的美意是显然的。全国第一所面向边疆多民族招生的学校无章可循，在课程设置上偏多偏难，情有可原。

达寿所聘请的教员都是学有专长的。如1914年预备班的英文教员谢恩龙是美国大学毕业的，蒙文教员金永昌是日本振武学堂毕业的，政治经济学教员张书云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乐歌教员杨书升是日本弘文学院毕业的。这样的教师队伍，在当时北京的学校里，算得上是一流的。

现将当时学校主要领导和骨干教师列表如下：

(注：当时补习班课程没有数学、外语)

1914年3月开预备科一班。3月8日举行始业式(开学典礼)，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和主要首脑都到校参加。贡桑诺尔布发表开学训词(讲话)。他说：“今日为蒙藏学校预备科始业之期。不佞(自谦词，我)与诸生晤对一堂，非常愉快！其在来自口外诸生，蒙犯霜露，跋涉山川，不远千里而来，将从来晏安鹤毒之心、躲热避痘之陋习一扫而空。前清贵胄学堂开学之始，我蒙族入校者为数无多，今则联袂而至，实繁有徒，不可谓非我蒙族之进步!亦足见诸生向学出于至诚。以诸生之诚心向学，加以校长、教习(教师)热心教育，诸生之文明猛晋，科学完善，自可操券而得。此不佞所以曲踊三百(语出《左传》，高兴得不断蹦跳)也。”

贡先生又说：“不佞与诸生有休戚相关之谊，不能不为诸生正告者，诸生或居紫漠以南，或居黄河以北，性质纯粹一浑金璞玉之资也。一切声色、货利之引诱，叫嚣纷乱、诪张为幻之习俗，均未尝沾染。然京师为人海之区，形形色色，美恶兼收，诸生稍一不慎，即涉足迷途。将来种种祸害，即由此生。因之在校则聚众挟持，罢课滋扰；在外则放僻邪侈，为世所诟病。浸假而学业无成，苗而不秀。即令学业幸成，亦只为养奸酿乱之资，卒之害及国家，而一身亦受其祸害。前因后果，实可寒心！诸生万勿染此恶习，务须收束身心，研求学问，收保全今日浑朴之美材，将来学成致用之实效。”

贡先生还说：“昔成吉思汗有遗训曰：‘教戒子弟，勿使忘本。不可使其但知鲜衣美食，乘骏马，拥娇姬，则将忘我等开创之劳。’又曰：‘保祖宗之土地，守先世之风俗，不使废坠。’此言虽属老生常谈，实为不刊之论。愿诸生共体其意，千里一堂，夕摩朝渐，以和相结，以勤相勖，蔚为成材，以备国用。不佞于诸生有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