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我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丁零”(“丁灵”、“丁令”)。也有人认为，维吾尔族的先世与匈奴有血缘关系。

公元前3世纪，“丁零”生活在山地森林和蒙古草原的北部边缘，以狩猎和畜牧为生，相继受草原上的匈奴、鲜卑和柔然汗国的奴役。4世纪以后，“丁零”又被称为“铁勒”、“铁历”、“赤勒”或“敕勒”，分布于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东西万余里的欧亚北方大草原上。由于他们使用的车轮高大，又被称为“高车”。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的被称为东部铁勒，其中的“袁纥”部，在5世纪时成为“高车”诸部之首，也就是7世纪时“铁勒”诸部中的“韦纥”。

5世纪中叶，在准噶尔盆地东部出现了一个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铁勒部落，被称为“突厥”。552年，阿史那氏建立了包括整个蒙古草原和准噶尔盆地的突厥汗国，使其他一些铁勒部落成为它的属部。突厥贵族残酷的统治激起了各铁勒部落的反抗。为了与突厥贵族相抗衡，“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等东部铁勒中较大的九个部落结成地域性的“回纥”部落联盟，被称为“九姓铁勒”，简称“九姓”。

统一九姓铁勒各部的第一代可汗是骨力裴罗。744年(天宝三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并建立起漠北回纥汗国。回纥汗国的疆域包括贝加尔湖以南，阴山以北，兴安岭以西和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草原地区。诸部落原有的名称从此基本消失，统称“回纥”。就在这一年，骨力裴罗被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回纥汗国成为唐朝的属国。此后，历代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回纥与唐朝一直保持友好和从属关系，并两次出兵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788年（唐贞元四年），回纥可汗顿莫贺上书唐朝，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改回纥为“回鹘”。

9世纪中叶，回鹘为黠戛斯所败。回鹘诸部纷纷离散，有的被黠戛斯所俘，有的南迁至内地，但大部分迁到西域，进入安西都护府辖地和于阗以西的地方。还有一些到达甘肃西部，投奔了吐蕃。

西迁的回鹘，一部分进入天山东部地区。866年，居住在北庭和吐鲁番一带的回鹘首领仆固俊自北庭出击，大败吐蕃的大将尚恐热，夺取西州、北庭、轮台等要地。从此，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其势力范围东起哈密，西及阿克苏，北至伊犁河，南接吐蕃（今和田、敦煌间）。

西迁的回鹘，还有一支进入中亚草原地区。10世纪中叶，回鹘联合葛逻禄、样磨等族建立了强大的喀拉汗王朝。起初，建都城于八拉沙衮城(今巴尔喀什湖南吹河源西南)，后来迁都喀什噶尔。强盛之时，其辖境包括今新疆地区的疏勒、莎车、于田、和田等地。到11世纪初，玉素甫•喀迪尔汗将于阗的李氏王朝灭亡，把伊斯兰教传到今日的和田地区。喀拉汗王朝统治时期，在促进当地各族经济发展、提倡游牧的突厥部落定居和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2世纪初，部分契丹人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从东北西迁至中亚，先后征服了喀拉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了契丹人的政权，史称西辽。西辽统治者对回鹘百姓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非常严重。西辽末期，蒙古强盛。高昌王决定依靠蒙古汗国来摆脱西辽统治。他们设计除掉了西辽派来的少监，并宣布脱离西辽，归顺成吉思汗。高昌回鹘王国成为蒙古汗国的属国。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在封地上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到1320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1514年夏，东察合台汗国阿黑麻汗的三子赛义德定都叶尔羌，称叶尔羌汗国。其疆域东起哈密，西至帕米尔高原，南界西藏，北接天山。在它最强盛时，除了天山南部地区外，还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伊塞克湖地区、费尔干纳盆地以及巴达克山和瓦罕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赛义德汗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统一了整个塔里木盆地。

西迁后定居西域的回鹘，既融合了早就分布在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游牧的突厥语各部，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他们同原来就居住在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田语的人民以及后来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长期相处，繁衍发展，到16世纪初形成维吾尔族。这一时期是维吾尔族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

9至12世纪，回鹘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游牧的畜牧业逐渐转向定居的农业。回鹘地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通过“互市”将马匹、玉器、乳香、药材等大量运往内地，换回铁器、茶叶、丝绢和钱币。封建制度进一步确立，形成了以回鹘可汗和各级伯克(官吏)组成的农、牧主阶级。兼有汉族和西域特点的回鹘文化高度发展，表现在使用回鹘、汉、梵、萃利、婆罗米等多种文字和历算、绘画等各个方面。这个时期，南疆地区形成了维吾尔两大文化和文学中心，即北部的吐鲁番(包括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和南部的喀什。这个时期产生的大量文献，包括行政公文、文学创作、宗教典籍和民间契约等，是研究维吾尔族历史和语言文化的重要材料。

蒙古兴起后，现新疆大部分地区属察合台汗国领地。在大批汉族人民调遣到天山南北屯田的同时，还有许多维吾尔族人进入内地，除了手工业工匠之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就有今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的祖先。维吾尔族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有重大的影响。当时，许多维吾尔族人入仕元朝，他们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最早的蒙古文就是塔塔统阿采用回鹘文字母创制的。廉希宪、桑哥、阿礼海涯、燕只不花、脱烈海牙等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过中书平章政事、尚书右宰相和平章政事、宣慰使等重要职务。流传于明代的散曲“海盐腔”是著名的维吾尔文学家贯云石的创作之一。沙剌班、廉惠山海牙参加了《金史》、《辽史》和宋英宗、显宗实录的修纂。杰出的农学家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资治通鉴》、《本草》、《贞观政要》等书，也在当时译成了回鹘文。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末，东起哈密、南至和田的广大维吾尔族地区，经过二百多年的分散割据，才逐步统一成个大范围的封建割据的喀什噶尔汗国。因迁都叶尔羌，又称叶尔羌汗国，统治者仍是蒙古察合台后裔。清初，叶尔羌汗国与清朝建立了朝贡和通商关系，维吾尔族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继明代时疏时密之后又趋于正常化。由于代表不同地方封建集团的伊斯兰教“黑山”、“白山”两个教派争权，1678年北疆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在维吾尔人伊斯兰教白山派（依禅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引导下，率领准噶尔军队南下，消灭了叶尔羌汗国，并建立了以阿帕克和卓为“帕夏”(皇帝)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傀儡政权，对南疆实行残酷统治和任意掠夺。阿帕克和卓及其后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相继依靠准噶尔部蒙古人和中亚的外来侵略者，不断在南疆制造分裂和暴乱，给维吾尔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1759年，又粉碎了阿帕克和卓的后人大和卓木波罗尼都和小和卓木霍集占在南疆的反清叛乱，剿灭了所谓独立的“巴图尔汗国”。这一系列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安定新疆局势、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作用。

清政府为加强对新疆的管辖，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在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西域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统治南疆、北疆，统辖归附于清朝的中亚和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各部。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分别采用州县制、扎萨克制和伯克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总理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8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这些地区的长官阿奇木伯克，总管各种事务。另外，还有管理地亩、粮赋、司法、水利、治安、商业和宗教的伯克。伯克们受到清政府的优遇，授予品级、田地、养廉银和种地人户(农奴)，有军功者还可豁免田赋、差役。由于朝廷任免的各级伯克代替了原来的世袭伯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地方势力，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的解体。此外，清政府还采取了兴办屯垦、举办商业、降低税率等一系列措施。这在客观上对维吾尔族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8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完全处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但各族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封建统治阶级日益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残酷剥削，最终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忍无可忍，纷纷奋起反抗。1765年，新疆爆发了乌什起义，这是维吾尔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封建斗争。在赖黑木图拉、额色木图拉父子的领导下，起义群众杀死阿奇木伯克及乌什办事大臣。起义者坚守阵地，连妇女、儿童也投入战斗，他们屡败清军，坚持半年之久。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维吾尔族封建主为维护其统治、达到摆脱清政府羁绊的目的，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教派斗争缓和阶级矛盾。从1820年至1828年，受英国唆使，南疆维吾尔族反动封建主的代表、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以宗教旗帜为掩护，由英国提供武器和直接指挥策划，多次侵扰南疆，未能得逞。此后的二、三十年间，张格尔的子侄自称和卓，继续骚扰南疆，涂炭生灵，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深受其害。他们的反动行径不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反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总是以失败告终。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陕西、甘肃各族农民武装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于1864年爆发了反清民族大起义，迅猛的反清风暴席卷天山南北，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此间，在南疆和北疆先后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回族)、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回族)、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维吾尔族)、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与思的克伯克(柯尔克孜族)，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其苏丹(维吾尔族)。但是，“民族”、“宗教”的旗号转移了群众斗争的目标，以致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最终总是被一小撮民族和宗教上层所篡夺。封建割据政权的头目们称王、称汗，对劳动人民进行更加残酷野蛮的封建统治。他们相互火并，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1865年，喀什噶尔封建主金相印和思的克伯克，利用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在疏附的起义，企图以拥护“圣裔”号召群众，从浩罕将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迎来喀什。英国扶持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机入侵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七城汗国)，占领了南疆和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新疆各族人民施行中世纪伊斯兰教汗国野蛮、暴戾的统治，维吾尔族人民与各族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在阿古柏入侵南疆之际，沙俄为了维护其在中亚的既得利益，与英国保持势力均衡，加紧和阿古柏勾结，背着清政府暗地与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通商条约。1871年，沙俄借口“中国西部各省的暴动”，俄国“绝无坐视之理”，悍然以“代收代守”为名出兵，侵占伊犁。沙俄侵略者在伊犁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其间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在阿古柏和沙俄的血腥统治下，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

彻底摧毁阿古柏政权、收复伊犁是新疆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在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1877年清军取得了讨伐阿古柏得胜利。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复了伊犁，却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之地，赔款900万卢布。在此之前，沙俄通过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两个不平等条约，已经强割中国西北地区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如此，沙俄还在不得不交还伊犁时继续作恶，用武力劫走当地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民达10万人之多。与此同时，侵略军肆意破坏农田、水渠、房屋、果园，抢劫粮食、牲畜。伊犁九城有五城几成废墟，有三城只剩下颓垣瓦砾一片。伊犁河右岸九个乡的维吾尔族人民，所有财物也被洗劫殆尽。

1884年，清政府将原伊犁将军所辖西域之地建为行省，名为新疆。清政府这一措施，对于巩固西北边疆、防御外国侵略、开发和建设新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外国侵略者和本族封建统治阶级造成的战争灾难中，深感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危害。建省以后，新疆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也愈益团结一致。

辛亥革命以后，新疆处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的统治之下。1933年，英国策动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支持马木提、尧乐瓦斯组织所谓“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马木提又勾结马虎山共同叛乱。这一系列罪恶活动，都遭到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攫取了统治新疆的大权。此时，正值我国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新疆的革命活动，领导新疆各族人民为争取和实现和平民主进步而斗争。1935年，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盛世才采取一些进步措施，提出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同年，我党领导各族人民组织成立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出版了刊物《反帝战线》。1937年，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一部分进入新疆。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先后派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开展工作。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克服重重困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新疆出版。随着党在新疆地区工作的开展，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学到了革命的真理，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42年，盛世才公开投靠了国民党，反苏反共，新疆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和无辜的劳动人民遭到残酷的迫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投入监狱并被秘密杀害，革命先辈为党的事业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8月，盛世才下台，国民党开始直接统治新疆。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进驻新疆的军队人数骤增至10万。推行保甲制度，建立“自卫团”，以镇压各族人民。维吾尔族地区原有的“伯克”，在辛亥革命以后虽已废除，但许多“伯克”有钱有势，横行地方。维吾尔族地区一般每县都有5个卡孜阿訇(大阿訇)，掌管当地宗教事务。封建豪绅与宗教上层密切勾结，操纵基层政权。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城乡，宗教法庭是执法机关，权限之大是信仰伊斯兰教各国中仅有的。劳动人民蒙冤受屈，重则惨遭鞭笞、断肢、油烹、活埋等酷刑，轻则脸抹黑灰、倒骑毛驴游街示众。教权与政权的结合从生活上、精神上奴役着维吾尔族人民。

国民党统治新疆期间，苛捐杂税达数10种之多，农民每年仅交纳的土地税一项就占全年收入的15%以上。各族人民平均纳税金额比1937年增加了7倍。经过中国共产党人10年努力而开始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几乎摧残殆尽。国民党统治新疆的时期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历史上极其黑暗的时期。

1944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解放后统称“三区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等，对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乌斯满及其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革命初期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对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迫近新疆地区。9月25日，新疆国民党驻军在警备司令陶峙岳的率领下，通电起义。9月26日，以包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宣布起义。新疆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解放，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维吾尔族社会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多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据《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最初称其首领为“俟斤”、“颉利发”。后来，吐迷度自称可汗。内外宰相和其他各级官吏，一般从俟斤、颉利发和可汗的家族和血缘亲近的氏族部落中挑选任命。由骨力裴罗缔造的回纥汗国是以内九族（九姓回纥）为核心，再加上外九族而构成的。内九族中的药罗葛氏为王族集团，可汗常从药罗葛氏里产生。外九族原为联合回纥反对突厥的一个部落联合体。795年，汗位从药罗葛氏转到阿跌氏手中。

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最高统治者称为“亦都护”，其权利是专制和世袭的，他是王国的最高立法者和执行者，亦都护委任九宰相、都督、司法官和各级伯克对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进行管理。

喀拉汗王朝的政治制度从多方面继续了原回鹘、样磨、葛逻禄、乌古斯等突厥语部族的传统，同时也深受伊斯兰国家尤其是萨曼王朝社会制度的影响。最初，喀拉汗王朝实行“双王制”，即大可汗和副可汗，大可汗称“阿尔斯兰汗”，驻于八拉沙衮，副可汗称为“卡迪尔汗”，先驻于怛逻斯，后迁至喀什噶尔。后来，喀拉汗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还使用过“布格拉汗”“桃花石汗”等称号。王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有宰相、传令大臣、宫廷大臣、将军、财务大臣、内侍大臣、叶护、伯克等。

叶尔羌汗国实行分封制，每位汗登基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分封近亲和功臣。受封者是封地的总督。封地不能世袭，但是当某个总督的势力发展到足以与汗抗衡时，封地便成为世袭了。汗国的官制较为复杂，汗廷的最高行政官是宰相，地方官主要由汗廷委派的行政官员。叶尔羌汗国时期，宗教势力——和卓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汗国后期他们把持和操纵着政权。

清朝前期，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并在维吾尔聚居区采取了许多新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改革了伯克制，即分散阿奇木伯克的权利，废除世袭制为任命制，并规定伯克的养廉、俸禄办法，尽量限制伯克无端搜刮百姓，但是伯克仍旧是独霸一方的封建领主。

1884年，清朝政府在新疆建省，废除了伯克制度，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一致，实行更为直接的统治。

辛亥革命后，新疆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杨增新、金树仁政府基本上承袭了清朝末年的制度，保留了封建王公制。盛世才统治前期，为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巩固统治，制定并执行“六大政策”，这在客观上稳定了新疆的政治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盛世才暴露他军阀本性，彻底投靠国民党蒋介石，新疆完全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党中央立即在新疆设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并相继在新疆建立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1949年12月17日，在党的领导下，由新疆各族各界代表联合组成的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包尔汉任人民政府主席。省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了历来反动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保证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并在全疆开始土地改革运动。

1953年1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实施办法》正式发布。在新疆先后成立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这个基础上，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首府设在乌鲁木齐。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进一步实现了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力和新疆的实际，制定了适应新疆特点和需要的各种法规和决议。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