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式。调查研究有多深入，党的群众路线就走得有多深入。只有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深入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

　　实践一再证明，无论是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还是党的民族工作战线，什么时候调研搞得好，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没能摸到实情的调查研究甚至不搞调查研究，对工作、对事业会造成负面甚至致命的影响。

　　此外，面对工作中的失误、事业中的挫折，应该怎么办？答案还是要回到调研，通过好的调研来纠正、来重新奋起。

　　我们的调研都要紧紧围绕问题展开，无论是问题的真相和全貌、问题的本质和规律，还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都是以问题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的。可以说，问题意识强不强、能不能抓住关键，将决定整个调研工作的成败。聚焦问题、突出问题，关键是聚焦领导的关心点，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瓶颈点，聚焦社会关注的热点，聚焦群众牵肠挂肚的痛点。

　　前一阵，巴特尔主任给全委同志讲了一次全面、系统、生动的党课，大家都感到深受教育和启发。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统一要求，由我给分管部门的同志们讲党课，我确定了调查研究这个主题，主要讲两个方面。

　　一、为什么反复强调抓好调查研究

　　为什么反复强调抓好调查研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调查研究实在太重要了，说关系到党和人民的事业成败也丝毫不为过。我们党成立9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体共产党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92年春，年近90高龄的邓小平同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深圳、珠海等地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有力地推动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决策的出台。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调查研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式。调查研究有多深入，党的群众路线就走得有多深入。只有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深入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

　　好的调查研究，对工作、对事业会起到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率先找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就是源于大量翔实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大家都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开展的调查研究还有很多，其调研的规模和深度大大超越一般人的想象。仅在1925年到1930年间，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展的调查研究就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等一系列。越调研，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现状就越了解；越调研，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就越清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调查研究，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寻找到了正确道路，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树立了光辉典范。

　　这里，我重点讲一下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寻乌的调查。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个机会，开展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了社会各阶层，有中下级干部、秀才、商人、小官吏等，调查内容相当全面，既有地理历史，又有经济社会，还有剥削状况等等。每项调查内容都非常详细具体，举例来说，关于寻乌的社会关系，就调查了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公共地主、个人地主、富农、贫农、山林制度、剥削状况、寻乌文化等9个方面。根据这次调查，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一篇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这次解剖麻雀式的调查影响是深远的，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路线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的基础上，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是在这里首次提出的。

　　习近平总书记对寻乌调查也作出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党的民族工作领域也一直都有重视做好调查研究的传统。早在长征时期，红军途经苗、瑶、彝、回、藏、羌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每到一地，红军都会对当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甚至设立少数民族专门委员会，研究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发布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公告、布告。例如，《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告川康藏彝民族书》《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党的民族理论政策逐步走向成熟。后来，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作出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重大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识别55个少数民族，近些年来开展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这些无不是通过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得出的正确判断。可以说，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之所以能够找到，并得以开拓、坚持和发展，调查研究功不可没。

　　实践一再证明，无论是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还是党的民族工作战线，什么时候调研搞得好，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没能摸到实情的调查研究甚至不搞调查研究，对工作、对事业会造成负面甚至致命的影响。

　　此外，面对工作中的失误、事业中的挫折，应该怎么办？答案还是要回到调研，通过好的调研来纠正、来重新奋起。

　　我们以当年纠正“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为例。1959年至1961年，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中国国民经济面临异常困难的局面，特别是农业产量大幅度下滑。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1000亿斤，粮荒严重，群众饿肚子。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必须进行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重新对客观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以纠正决策失误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搞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并把1961年这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

　　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静悄悄的，往年都有的盛大的游行取消了。这一天，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了外地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先后考察了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刘少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朱德去了四川，陈云回到上海青浦老家，邓小平和彭真在京郊顺义。面对特殊困难，一场大规模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梳理、总结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60条”作了重要修改，取消了供给制，提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半年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将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决定。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农业生产中一系列“左”的错误得到了有效的纠正。其中，调研检查起了打开思路、找到出路的开路先锋作用，从而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经济社会各方面政策的全面调整凝聚了共识，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和政策基础。

　　二、怎样才能搞好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如此重要，那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搞好？

　　搞好调研，必须坚持深入具体，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怎么才能深入？具体才能深入，聚焦问题才能深入。我们的调研都要紧紧围绕问题展开，无论是问题的真相和全貌、问题的本质和规律，还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都是以问题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的。可以说，问题意识强不强、能不能抓住关键，将决定整个调研工作的成败。聚焦问题、突出问题，关键是聚焦领导的关心点，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瓶颈点，聚焦社会关注的热点，聚焦群众牵肠挂肚的痛点。

　　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做出好榜样。1969年初，习近平同志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才离开。那7年，他同乡亲们一起挑粪拉煤、拦河打坝、建沼气池、吃玉米团子。他曾经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今天，我们再下去调研时，不太可能再去跟群众一起挑粪拉煤了，但是这种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的精神要学习，要发扬。

　　习近平同志数十年来，不管在什么地方任职，都身体力行，深入人民群众坚持调查研究。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没有小汽车，就骑自行车去，遇到河滩地，还得扛着车走。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三进偏远的下党乡调研。为了去一趟，习近平同志一行走羊肠小道、过独木桥、攀峭壁岩石，步行十多公里，历时2个多小时。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平均每年到舟山进行两次调查研究，登海岛、进渔村、访渔民，进而对舟山发展战略作出科学谋划。在正定，他跑遍了所有村；在宁德，他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几年间跑遍了绝大部分乡镇；在浙江，他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在上海仅7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19个区县；到中央工作后，他的足迹已遍及31个省区市。从中东部发达地区到西部欠发达地区，从厂矿车间到田间地头，从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总书记总是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村入户、嘘寒问暖。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之前，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去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研，同真正明了实情的各方面人士沟通讨论，通过交换、比较、反复，取得真实可信、扎实有效的调研成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年来，国家民委坚持突出问题导向，深入具体调研，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最经典的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前的大调研。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我们组成理论政策、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团结稳定4个调研组，赴全国16个省区市进行深入调研。调研期间组织召开了70余场专题座谈会，深入160多个点实地走访考察，与1000多名干部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撰写了40多份专报，调研报告、各类文件材料等达1000万字。调研中，我们树立鲜明的问题导向，对准问题开刀，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调研的成果很多都转化进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俞正声主席的讲话和中央文件中，为中央明确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大政方针、实现民族工作继往开来奠定了扎实基础。

　　委属社团党的建设问题，一直是国家民委机关党建工作的一大薄弱环节。2016年，中央巡视组向国家民委严肃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有委属社团23个，涉及很多种类，具体由谁来管、怎么管，过去一直都不太明确。国家民委机关党委组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摸清了实际情况，拿出了具体方案，让这一多年遗留的疑难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离退休干部局2016年开展的国家民委系统老干部工作调研也很好。调研组前后历时4个月，跑遍了京内京外13家单位，共召开集中座谈会8次，参与座谈的老干部和相关人员200余人。通过此次调研，推动委属各单位相继出台本单位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具体实施细则，促使离退休干部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切实为老干部做好事、解难事。

　　搞好调研，必须注意突出前瞻性、战略性、应用性。前瞻性就是要谋在事前，挖掘苗头性问题，提出正确精准的预测预见预警。战略性就是要谋划全局，从世界眼光、历史眼光、全局高度看问题。应用性就是要谋有所用，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推进事业发展。

　　民族工作调研，尤其需要把握前瞻性、战略性、应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对民族地区如何实现全面小康非常关心重视，国家民委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少调研。特别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延边考察后，国家民委迅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开了全国民族自治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验交流会。这次会前，我们到各自治州进行了调研。这次调研既体现了对中央要求、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也给民族地区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推动。

　　搞好调研，必须注重善假于物。这个物，既包括各部门、智库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也包括信息、网络等先进技术的支持。

　　众所周知，五年规划是我国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制定五年规划的过程，也是党和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过程。做好前期调研就必须要做到各方面协同发力。以“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为例，整个“十三五”规划的形成要经历前期调研学习、中期论证建议、后期征求修改3个时期和11个步骤的编制过程，参与咨询和建议的主体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以及各人民团体、具有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还要通过各种方式让群众能够充分建言献策，充分做到集思广益。这里，我重点讲一下前期调研。

　　“十三五”规划的前期调研从2013年底启动，持续时间为一年。在调研以前，由发改委牵头，组织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方对“十二五”规划开展内部评估，并邀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开展第三方独立评估。

　　在中期评估的基础上，2013年底，国家发改委直接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及基本思路研究。2014年4月2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5个前期研究的重大课题，涉及环境、教育、房地产、国企改革等多个领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广泛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共收到265份课题申请书，共有包括以林毅夫为首席专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27家单位中标，其中13家单位是高校。为扩大视野、拓宽思路，有的项目，比如“十三五”创新驱动的战略重点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研究，有两家单位同时中标。

　　到了规划起草阶段，总书记围绕“十三五”规划，在2015年5月至7月间，3次到地方考察调研（浙江、贵州、吉林这3个地方颇具代表性，分别代表经济发达地区、扶贫任务艰巨的中西部地区和加快振兴发展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召开了3次座谈会，听取了18个省区负责同志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由此可见，“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几乎调动了全国所有的顶尖智库，凝聚了整个中国的智慧成果。

　　民族工作从来都不是民委一家做，民族工作领域的调查研究单靠民委一家也不行。比如，2016年国家民委教科司牵头开展的《新疆籍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就是协调教育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部门和地方联合开展的，各方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个调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家从战略层面重视和解决新疆籍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问题。

　　善假于物，国家民委有个好的手段，就是委员制。2016年底，国家民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9个委员单位同志组成的联合调研组赴四川调研，先后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深入学校、村寨、科技示范园区，实地了解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培训、特色村寨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各委员单位参加调研的同志反映，这次调研感受深、收获大，既看到了民族地区取得的发展成就，也看到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深切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期盼，看到了民族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感到了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沉甸甸的责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同志当即表示，将全力加快成昆铁路复线建设，特别是重点推进凉山州段建设，确保成昆铁路复线于2020年前建成。凉山州段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施工难度很大，是成昆铁路复线建设的最大瓶颈。这条复线的建成意义重大，不仅能够让凉山州对外联系的陆路大通道变得更加畅通，还将让由成都经昆明辐射东南亚、南亚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光彩。

　　除了委员单位，我们还要调动学界、借助外脑，达到我们研究的目的。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国家民委领导下的高级咨询机构，作为民族工作智库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一个重要平台。我们要用好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按照我们的需求，承担一些调研任务、得出一些调研成果。我们也要做好成果利用，决策咨询委员会每年都出一本报告，我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里面有很多好的调研成果，值得我们学习。

　　此外，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支付宝、共享单车等新事物从出现到普及，都没用多长时间。我们的调查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善于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像现在大数据挖掘和云计算技术，早已经超越了我们平常所说的信息化工作，能够跳出数据看数据，挖掘数据中的深层信息，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也许，在短时间内掌握这门技术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之利用起来。这方面，舆情中心可以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探索，让大数据更好地为民族工作服务。

　　搞好调研，必须反对固步自封、主观臆断。事先定好调子再下去，凭固有经验下结论，这是调研的大忌。事物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主观主义的错误在于不改造主观使之符合客观，削足适履、一意孤行，其结果肯定达不到接地气的初衷，必然会摔跟头。我们也要注意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办了60多年，成效一直都是好的。但在新形势下，以前的一些做法是否需要改进和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民委办公厅经过深入调研和思考，提出了突出基层一线、突出少数民族的改革方案，并经委务会讨论通过。还要注意的是，我们转载、转发一些东西时，比如编发各类简报、要报、信息的时候，也要多留一份心。如果是闭门造车、闭门编稿，就很容易人云亦云、偏听偏信。要做好各项工作，都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更不能只凭固有经验来作判断，还是要多走多看多研究，这样才能多一些实情，少一些主观。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遍，调查研究是国家民委最大的话语权，是国家民委的“饭碗”。这个“饭碗”端得稳不稳，还是要依靠大家。希望大家不断提升调研能力，扎实开展工作，努力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