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最为久远的文化现象之一。”龙是中国最为神圣的动物神，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被称为“龙的故乡”，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从七八千年前起到21世纪，龙崇拜经久不衰，其延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从古代帝王到平民百姓，均把龙视为主宰雨水之神或保护神。”龙崇拜在中国的崇拜面之广，崇拜人数之多，世界罕见。因此，围绕着“龙”产生了与之有关的众多文化现象，龙舟活动就是其中之一，集竞赛、娱乐、娱神、禳灾、庆典为一体，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古代，南起珠江、闽江，北到黄河流域，人们到处可以看到龙舟戏水的热闹场景。

中国是龙的故乡，也是龙舟活动的发祥地。龙舟竞渡在今天虽表现为一种体育活动，却载荷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南方众多居于江河湖畔的少数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如傣族、苗族、壮族、白族和高山族等。关于龙舟竞渡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和记载，各有各的道理，但都存在一个相同的疑问，不论以何种方式起源，最后为什么偏偏要举办“龙舟”比赛而不赛其他什么“舟”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中华民族原始图腾崇拜——龙的基本神性说起。

龙有喜水、好飞、善变、征瑞等神性和兴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既然有这样的神性和神职，被生活在江渎回流、湖泊星罗的水乡各族人民所崇拜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崇拜意识必然要外化为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祭神，将人间美味敬献给神灵，并伴之以香火，让其款款享用；娱神，歌唱、舞蹈，想办法使神快乐；拟神，模仿神的举止形态表示自己和神有密切的关系，自己身上已禀赋了“神性”，从而能够“神灵活现”，这大概是“龙舟竞渡”的深层动因。人们相信通过声势浩大的龙舟竞赛，能使天上水中的神龙心神感应而大娱大悦，从而焕发神性，恪尽神职，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稼渔丰成。同时，也使人们自身禀赋龙性，像龙那样强悍矫健，进而驱邪避凶。至于纪念某些人等，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原因大概在于，这些人杰的“人性”和龙的“神性”有相通之处，又多少分担了龙的部分“神职”。比如伍子胥就曾被奉为长江水域的“水仙”“江神”，屈原也被奉为“广源顺济王”，有“江神即楚大夫屈原之说”。地质史和古气象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12000年间，地球上出现了一个高温期，形成了几千年的海侵，我国四大河流的中下游，海拔约132米以下的平原、丘陵都是浩渺的水乡泽国”。临水生活，就必然产生“渡”的需求，从而产生渡水工具 — —“舟”。古籍《世本》记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周易·涣·彖传》记载，“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周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除了以上古籍有关舟的记载，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挖掘中，还出土了木桨，这证明最迟大约在7000年前就有了独木舟一类的原始船。因此，龙舟的起始应与我国南方多水的自然环境有关。岭南的“百越”，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居住在水网地区，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他们断发文身，自称龙子，特别善于使舟。可以说，操舟捕鱼一类的活动，在该地区的居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竞渡只不过是他们水上生活的演习而已。最初，“竞渡”之舟只是一般的小舟，到西周开始出现舟与龙神崇拜结合的产物 — —龙舟。

在魏襄王古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一书中，晋太康二年（281）有“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的记载。春秋战国期间，战事繁兴，尤其是吴、越、楚三国，地处江南水乡，水战是其征战的主要形式之一。当地居民也习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这对“竞渡”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发现的，时间大约相当于战国中期至东汉的石寨山式铜鼓，其多数上面都饰有“竞渡”纹。这些饰纹在船的首尾，往往装饰成鸟尾形象，船上的人皆头戴羽冠，前后排成一行，做相同的划船动作，表现的场面隆重又热烈，反映出当时的“竞渡”活动已相当普及了。秦汉魏晋之际，虽然“竞渡”少见于史书记载，但由军事水战及某些宫廷中的水嬉活动可推知，“竞渡”并未绝迹。如汉武帝做昆明池以习水军，就有划船比赛项目；汉昭帝与宫人采莲划船，泛波戏水，说明船已在宫中作为水嬉的工具被广泛使用。这可以间接证明当时的民间“竞渡”活动还是比较兴盛的。每年在民间举行的划船竞渡活动，在唐以前还没有统一的日子，有的在每年农历四月，有的在农历八月。到了唐朝，才统一于五月端午节举行。整个隋唐时期，水上竞渡活动一般是水乡人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的。《旧唐书·列传第九十六》说：“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比赛时，岸上挤满了观众，喝彩声、号子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声震云霄。到了五代时期，竞渡之风愈盛，不但民间组织，官方也大力提倡。当时，各郡、县、村社每年都组织龙舟竞渡活动。一到端午日，官府赐给竞渡组织绫罗绸缎，并为龙舟比赛设置了锦标，即在终点设一竹竿，竿头上悬锦彩，竞渡优胜者夺到锦彩就称为夺标。龙舟竞渡活动就成为一项激烈争夺、扣人心弦的体育比赛，而这种夺标赛就是现代体育比赛中夺取“锦标”的由来。

宋元时期的划船运动也比较活跃，一些帝王为练水军并进行娱乐，也鼓励划船。宋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在金明池观水嬉，其中就有划船竞赛，且优胜者有奖。民间的端午竞渡也十分活跃，时人黄公绍在《端午竞渡擢歌十首》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生动的龙舟比赛图：“看龙舟，看龙舟，西堤未计水悠悠。一片笙歌催啼晚，忽然鼓擢起中流。”“擢如飞、擢如飞，水中万鼓起潜螭，最是玉莲堂上好，跃来夺锦看吴儿。”宋画家张择端所绘《金明池夺锦图》及元人王振鹏的《龙舟竞渡图》，还对宋元时期都城的龙舟竞渡活动做了形象的描绘。明清时期，每年的龙舟竞渡活动仍以南方水乡为盛。明人王济撰《君子堂日询手镜》一书对当时的龙舟竞渡活动描述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一，竞渡活动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初五端午节。每次活动参加的船队有15支之多，参赛之船一般长七八丈，首尾刻画有龙形。这样的龙舟每支有队员53人，他们皆穿红衣，罩绿衫，下着短裙。有敲钲、鼓数人，举旗一人，其余皆用船桨击水。比赛过程中，见舟行如飞，旗舞鼓鸣，以最先到达终点者为胜。像这样规模宏大的竞渡活动，在当时的桂林、梧州等地每年都按例举行。

明清的宫廷也效仿这一习俗在西苑搞龙舟赛。《明宫史》中，曾记载有五月端午日皇帝临西苑，参加“斗龙舟、划船”活动的情形。清宫沿袭明宫旧事，仍于西苑展开龙舟竞渡，“中流九龙舟，谁肯相参差”的诗句，就是清高宗在观看西苑龙舟竞渡之后留下的著名咏唱。

民国时期，龙舟竞渡在我国南方地区开展得非常普遍，特别是每年的五月初五，除举行龙舟竞渡外，人们还斟艾酒、挂菖蒲、包粽子、写符章。在这个时期，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为龙舟比赛的优胜者颁发奖品。龙舟竞渡也逐渐向现代体育转化，采用现代体育的比赛方法，如开始使用淘汰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群众体育活动，龙舟运动也得到了很好的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恢复，同时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龙舟运动也随之得到了飞速发展。各地龙舟协会相继成立，龙舟的竞赛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984年5月16日做出决定，将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年9月，在广东佛山举行了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同年香港举办了“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1991年7月，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成立。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把龙舟定为正式比赛项目。1992年8月23日，在北京十三陵举办“九龙杯”国际龙舟邀请赛期间，成立了亚洲龙舟联合会。1994年7月，在广东汕头举办了首届亚洲龙舟赛。1995年举办了首届世界龙舟锦标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赋予了龙舟竞渡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又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现象。尽管今天我们进入工业社会，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但是这项古老的体育文化活动并没有消亡，而是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龙舟竞渡表现了中华民族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历史人物高尚品德的崇尚。龙舟活动发展到今天，它的表现形式是一项民间体育运动，但是它的深层动因是纪念先贤、祭神祈福、驱邪避灾，这也是这项活动经久不衰的原动力。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龙舟竞渡活动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汨罗江畔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从龙舟的制作到龙舟活动正式举行前的各种仪式，都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活动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对龙神的敬畏和对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怀念（君子表现出的高尚品德是人们崇尚和孜孜以求的）。

汨罗江畔的龙舟竞渡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即“朝庙”。“朝庙”即朝拜屈子祠。因屈子祠又称汨罗庙，故曰“朝庙”。“朝庙”的整个仪式过程既隆重又热烈，目的是纪念屈原，同时祈求在龙舟竞渡中平安取胜。仪式自汉代在汨罗兴建了屈子祠以来，就一直是在祠内举行，延续至今。龙舟的制作是以村或家族为单位，从取材到开始制作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如龙头必须用樟木制作，而且木头必须是“偷”来的，其中的寓意是“偷”东西时，发现后势必遭人追赶，如果最终逃脱，预示着用这个龙舟在竞渡时会划得很快。其实并没有人真真正正在后面追赶，大家只是在后面虚张声势而已。开工制作龙舟要选在四月的一个良辰吉日，开工时也有一个隆重的仪式。在龙舟的制作过程中妇女和小孩不允许进入制作场地；舟底、舟头、舟尾、橹等的制作分工明确，工匠各司其职。龙舟竞渡作为水上的集体运动，不但有众多的参与者，同时其具有的竞技性和娱乐性，特别是龙舟竞渡附有的深厚文化传统，吸引了众多的观者。龙舟竞渡可以强健体魄，激发竞争意识，培养团结协作和勇于拼搏的精神。龙舟竞渡能够令参与者和观者情感愉悦，在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竞渡规则的基础上，达到自我教育的功能，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